一向被认为成本低、人工低的大陆，又被称为世界工厂，成为不少港商、台商争相投资的地方。但近年来，中共政权不断的政策出台，使很多在大陆投资的企业面临突然其来的困境，业界人士估计，曾经是第一线发展地带的广东珠三角一带，将有上万家企业面临迁移关闭潮。

（维基百科）

土地紧张、房价高企、人工增加、能源匮乏、企业转型、环保等问题，使得珠江三角洲不少本土企业主动或被动外迁。
 
二零零六年之后，不断出笼的中共宏观政策，包括加工贸易新政，新增一千八百多种禁止及限制类出口产品目录，银行保证金实转管理，新〈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每次调整，对深圳的外资企业都带来不小的“打击”。
 
作为深圳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主力军”，港资企业成了此次政策调整的“重灾区”。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预言：未来两年，数万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面临倒闭的中小企业

谢先生，是一九七九年首批进入大陆开厂的香港老板，目前在深圳拥有一家大约三千多平方米的制衣厂，经过了十几年的风光日子，现在不断感叹生意难做，他的企业从开始赚钱到零六年开始每年亏一百多万。

二零零六年后，谢先生这样的来料加工企业明显感到难挨，深圳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政策针对来料加工企业，包括税收政策、〈劳工合同法〉的制定，很多同行都纷纷倒闭或者迁移。据业界粗略的估计，广东省内大约有三万家中小型加工企业面临生存危机，要么迁移到外地，要么倒闭关门。
 
谢先生举例说，来料加工行业都面临着重税。现在的税收政策是每一万元出口额减去进口额的净值就要征收六百元的税项，即刻令谢先生感觉难以生存。
 
同时变化的还有，深圳政府部门对他们这类行业的态度。谢先生说，现在政府只欢迎高新企业，对他们则是处处给小鞋穿，各部门都收紧政策，动辄就要罚钱，和以往座上宾的态度相差甚远。新的〈劳动合同法〉出笼后，对他们这类的港商更是雪上加霜。
 
元月一日正式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对辞退工人有更严格的福利赔偿制度。‘做一年给工人十三个月人工，做十年养一世，小资本家怎么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一直犹豫不决的谢先生在法律出台后，已经下定决心关门。
 
被问到为何不将企业迁移？已经在大陆拚搏了十多年的谢先生说：“除了经营困难外，感受到更多的是心力交瘁。”他说，要培养人才很困难，他也没有精力和资金再去重新经营，而且即使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也只是暂时的缓解，很快又会出现当初在广东投资的困境。他准备今年开始逐步缩小工厂规模，最后将工厂关闭。
 
不再留恋珠三角

港商如此，对大陆本土企业来说，没有外资企业优惠，生存更要及早做出应变。
 
“这一波迁移关闭潮，我们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前几年就已经迁出珠三角一带。”阭俊军，是广东番禺百德火机实业有限公司老总之一，在番禺接受我们的越洋电话采访时，庆幸当初当机立断的做了迁移的选择。
 
百德火机实业是全国大型一次性打火机制造企业。阭俊军在二零零零年选择将工厂迁出珠三角，迁到广西、江西等地，零三年还迁移到泰国等地。番禺原本两、三千人的大工厂，现在只留了两三百人作为设计和管理的部门。他说，打火机属危险品行业，在广东连续出了几宗烟花爆竹爆炸事件后，珠江三角洲一带就不准做打火机了：“我们本来打算在附近珠江三角洲外围，比如三水、花都等地做，但看到形势不好，就把眼光放远一些，将工厂拉到江西、广西等地。”
 
江西、广西在环保方面的条例还停留在广东省八十年代的水准，阭俊军的行业得以在第二线城市生存，但未来随着各地环保指标的不断提高，他是否能继续经营下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其他行业都很难在珠江三角洲生存，因为你不搬的话，你的同行搬，都有影响。”阭俊军指，现在珠三角一带的企业营商环境已经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这里仿佛已经成了萨斯传染病，谁还留在当地，就有被传染淘汰的危险。
 
他预测：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能留下的只是一些高科技企业和走私为主的企业，加工制造业基本上已经没有前途。

广东番禺一家公司老总阭俊军预测，加工制造业在珠三角已经没有前途。图为广东汕头一家玩具加工厂。（法新社）

条条政策催人命

“企业转型当然是最理想结果，但政策紧箍咒越收越窄，重压下毫无喘息之机的企业很难获得转型空隙。”在深圳加工贸易协会会长陈永汉看来，此次加工贸易新政带来了以港资、台资企业为主体的外资企业的巨大反弹，其原因更多来自于政策环境变化的累积效应压垮了留住这部份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家想走的打算，其实并不是在这个政策出台后才有的。”
 
实际上，近一两年以来，中共宏观政策频频出手，每次调整，对珠三角一带的港、台商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中共宏观政策频频出手，对珠三角一带的港、台商带来很大的压力。图为东莞一家港资工厂，工人下班时间。（法新社）

早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共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一三九号档》──关于调整部份商品出口退税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两周后又发布《一四五号档》──关于调整部份商品出口退税率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除了取消多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并将是次及此前已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海关更即时全面停办禁止类商品的合同备案手续。
 
“港商即刻感觉到压力，有港商直言是过桥抽板。”香港一位商业投资专家如是说。上万港商在珠三角经营的加工厂则面临结业、广东五十万工人则面临失业、每年一千六百亿的加工贸易亦受到冲击。
 
一惯低调的香港商界即刻引起反弹，担心引发结业潮和撤资潮。近五十家香港商会抱成一团，通过各种途径，联合向中央有关部门表达港企意见，要求给予港商一些宽限期。至十月，问题得以稍微缓解，最后中共拍板以十月二十日划线，之前的来料加工业可以继续，但之后再不发牌。

本以为躲过一轮裁并潮的港商，二零零七年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去年三月十六日，新版〈企业所得税法〉，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此前可提供给外资企业的15%税收优惠被新法规定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后25%的税率所取代。
 
四月五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颁布二零零七年第十七号公告，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新增了一百八十四种商品，自四月二十六日起执行。商务部同时表示，对加工贸易商品加以限制的禁止目录开始动态调整，每年年初公布一次。这意味着加工贸易政策开始进入快速调整周期。
 
六月十八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份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从七月一日开始，取消五五三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进一步降低二二六八项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此次调整涉及的商品范围，关系到海关税的在全部商品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37%。而此前，已有多项商品经历了数次进出口关税税率的提高。
 
对于加工贸易企业在全部企业中所占比例高达六成的深圳来说，上述一系列的调整，早已经让大批从事加工进出口的港、台资企业感到“喘不过气来”。“打击简直是一个接一个，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转型，要不转移。”而相当一部份企业发现转型无望后，开始纷纷选择转移。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广东佛山，工人正在一处已搬迁的工厂外打扫。（Getty Images）

 难以承受的高成本

对于珠江三角洲爆发的企业迁移关闭潮，现居美国的中国政经专家草庵居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珠三角企业成本上升，企业不得不向外迁移。
 
他将原因归于六点，包括：
 
一、人民币升值。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外资企业主要是来料加工，依赖进出口，人民币升值对他们的冲击很大，产品价格相对提高，而且人民币升值面临很不确定的状况，中共政权在去年一直讲人民币升值不超过4%，最多放宽到7％，但最近公布的是11.6%，而且升值压力还在继续。一般计算，出口产品的利润大约是在5到10％之间，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话，会变得毫无利润可言，企业就想找一个赚钱的地方；
 
二、工人工资上升。虽然过去几年，珠江三角洲一带工人工资上涨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新〈劳动合同法〉出笼后，对员工的保护相对增多。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佘继标就曾经预测成本上升三成左右。有港商更打算最近去北京向中央反映；
 
三、广东电力短缺。由于中国整个电力是垄断的，同样的情况下，广东电力就要比江浙一带贵几倍，这个压力就上来了；

四、广东最近出台了一些环保政策，特别是污染严重的企业已经消失，有的迁移到大陆甚至东南亚一带，他们会找一些能够容忍污染的地方。

企业向外迁移的原因之一与广东最近出台的环保政策有关。图为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广东佛山一已迁移的塑料工厂旧址。（Getty Images）

五、广东企业是集体产业，不像浙江、长江三角洲，技术附加值比较高。

六、广东一带形成独立王国，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比其他地方更严重一些。这对整个企业有影响。

对于二零零六年后中共连续推出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密集性让很多商人都感到措手不及。草庵居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独裁和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外汇汇率制度，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完全失控，中共政权非常担心，因为马上面临奥运会，如果不控制，整个经济就崩溃了。中共必须要进行宏观调控，否则共产党会垮台。
 
港台商成替罪羊

而在这一波外企撤并潮中，受影响的主要是港、台商，以及一些大陆民营企业，但欧美企业和中共国营企业却没有受到影响，草庵居士认为，因为中共的大企业以及官方机构，他们在中国掌握决策权，大企业和官方勾结，宏调的影响对他们相对比较低，而欧美企业因为背靠欧美国家，中共要考虑国际影响，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转移到对他们政策影响不大的，比如从海外投资的港、台商，拿他们作替罪羊，把矛盾和问题转移到他们身上。
 
有制造行业人士表示，中共在几年前已经利用“每年一政策”的手法，旨在最终取缔“来料加工”工厂，作为应付中美贸易顺差问题。很多时候，“来料加工”合同，中间都涉及港、台商，因此，很自然地也成了中共政权“忽然改策”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美国费城爵硕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现时广东一带的营商环境每次中共突然出现一个条例，很多厂商马上就要倒闭或搬家，没有一个酝酿期，都没有谘询或给企业一个调整的机会，一般政府不会出台专门打击工商企业的政策，中共的做法含政治性的味道，这种随意性长期下去会对经济环境造成打击，逐渐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他说，如果是正常的迁移，广东的一些企业升级了，转向生产更高价值的产品，把低价劳动力产品的生产往大陆内地迁移，广东的企业变成了高科技，整体经济还会上长：“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政策匆匆出台，把低科技的企业快速转移到内陆去，企业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技术发展起来，企业就变得空洞化，就这样搬迁，一开始可能还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工人的熟练水准可能也未到位。”
 
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

珠江三角洲、广东都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火车头一旦停止运转的话，中国的经济就会下来，马上失业率会上升，加上社会现在普遍存在的维权人士，可以引发社会不满的高涨，更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如近期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由香港各大专院校关注中国工人生活的学生和教师所组成的非牟利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注意到，此合同法未推出前，就已经有很多厂家解雇厂内工龄长的员工，逃避在合同法生效时，遵守规定让这些工龄长的员工变成工厂长工的责任。
 
新〈劳动合同法〉引起的劳资矛盾进一步升级，可以从去年十一月份，中国民间团体“深圳打工者之家”的负责人黄庆南被斩至重伤事件窥见一斑。据说，黄庆南遇袭，与其团体就最新的合同法积极教育工人自身权益，惹来有关方面的不满所致。
 
港商的出路和前景

对于港商的出路和前景，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发表的评论中指出，香港传统的中小型企业正面临全面性的转型危机，或许港商企业可转移至内陆，以维持原来的生产经营模式。但是转移至内陆后，交通和迁厂费用都会侵蚀港商企业日益微薄的加工利润。而全国划一的环保、土地、工资政策，不可能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差别对待。
 
要使香港中小企业转型，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人才、技术、经验和不同的经营方式、企业文化，但实际愿意转型的港商是很少的。他预言，香港在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连带服务他们的在港中小企业，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倒闭潮。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情况。

草庵居士则认为，虽然转型是一个因素，但正常的运作，实际上产业升级只是一部份要升级，部份要发展和扩展，而不是中共的一刀割式的划线。
 
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港商要主动站出来，大力的向中共呼吁、对其施加压力，要有政治参与的想法，否则决策权一直掌握在中共政权手里，而没有他们发言的地方。‘相对中共来说，港商的利益比中共本身利益差很多，香港商会必须要参与政治，否则你依附中共，中共很难会正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