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是自由文化的靈魂。然而,當下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正是閹割「自由思想」的殺手。我曾在《贏:贏新格局》一書中的後記中寫 道:「我的信條是:思想者的原則就是思想自由」,也就是這樣一部主張「思想自由」的政治哲學著作,出版後即被中共中央黨校訂購了30套,不久便被中共宣傳部、出版署聯合緊急查禁,全國收繳。由此可見,「自由思想」在中國文化現實中一直是多災多難的。文化這個概念很難定義。廣義的理解,它就是人類的一種存在 與發展的方式,不但是意識的產物,而且也有自然的因素,但從文化主體的方面說,文化可以理解為意識的載體,沒有自由的意識,就沒有自由的文化。

民族性的奴態文化

意識在本質上是自由的。但社會在個體思想自由的文化傳承過程中,卻受到制度性對待的制約與扭曲。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和文化制度在總體價值上,一向是以集體、族群或國家為本位,排斥個體意識自由,主張抑制自我、順從、忍受、約束。這些價值觀經過幾十代、上百代的傳承,已固化成一種國家性 的專制文化,與之相對應也孵化出了民族性的奴態文化。

這種文化形象地表現為以下兩類:其一,最經典地表徵在 中華民間婦女的「裹腳」審美意識中,即「裹足文化」。一個民族的母性,全都裹起足來,扭扭捏捏,小心翼翼地走路,很難相信她孕育出的子孫們會大膽冒險、實 驗與創新。

另一種奴態文化則形象地表現為官場上的「冠飾文化」。中國官場歷來以頂戴表現身份與級別,官大一級壓死人,君臣之別在冠,官民之別也在冠,從上 至下形成了權力體系的金字塔,如今仍是「大蓋帽滿街跑」,時時讓民眾感到權力的壓制。

如果說「冠飾文化」,一級奴一級,排斥了國家管理的民主化;那麼「裹 足文化」,則扭曲了人性,排斥了社會個體發展的自由化。這兩種文化板結一起,便結構出主奴狀態的「支配——服從」社會模式。專制文化與「媚態文化」,就是 窒息個體思想自由的文化土壤。

歷朝各代的文字獄

中國自諸子百家時代進入秦朝專制社會,文化上開始「焚書坑儒」,後來歷朝各代都傳承「文字獄」,消滅異己的文化現實。

秦朝的興起來自於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而秦朝覆亡的一部份文化歸因,恰好就是「焚書坑儒」。漢朝初期,吸取了秦朝的教訓,文化形態有一定的放鬆, 經濟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漢武帝時,又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它又從鼎盛走向沒落。

事實上中國歷朝各代都是從文化的相對自由與開放開 始,到壓制文化自由結束的。然而在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場文化批判思潮來顛覆專制文化與奴態傳統。

晉魏時代算是一個文化另類時代,但卻只是消極逃避政治和 不與世俗合作。他們的玄談也過於清高,根本形不成時代性的文化批判力量。滿清也是被文化壓制拖入底谷的,1840年成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滿清社會封閉狀態被迫開放之後,最先覺醒的還是文化代表,如張之洞、李鴻章以及魏源者,然而他們至多不過腦筋開始活躍了一點。

真正開始文化批判的應該從康有為算起,他從主張改變制度入手,要求思想自由。清之後,中國的文化進入了一個真正自由開放的時期,似有戰國時期之象,各種思想、主義任意發展,文化自由大大發展。中國 也從最衰敗的歷史時期復甦,開始追趕世界文明。

文化專制主義

文化總是先於時代覺醒的,文化發展之後必然導致新制度的誕生。然而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紅色記憶」語話霸權統治了中國文化,又開始了一個閉門鎖國,扼殺自由的時代,於是中國非但沒有按照人們嚮往 出現一個強盛的時代,反而更加落伍,甚至是倒退了。

「十年浩劫」的文化專制,再一次把中國拖向了崩潰的邊緣。在前蘇聯「紅色記憶」大清洗的「冰凍時期」, 仍出現了帕斯捷納克和索爾仁尼琴,中國卻割斷了張志新的喉管,殺害了遇羅克和林昭等無數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前蘇聯,紅色作家高爾基晚年都有所反省。中國 的郭沫若卻始終都是毛澤東的「文化太監」。周揚受壓之後開始清醒,但最終只能是失語而死,巴金要「講真話」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

改革開放,中國曾有一場「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文化啟蒙帶動了各種西方哲學思潮衝擊了中國的「紅色記憶」。於是有了「北京星星畫展」與「民主牆運動」。然而不久又慘遭意識形態封殺。直到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在全球衰敗,中國藉此東風,1989發生了 「北京之春」,人民大規模的吶喊,再次衝擊了意識形態禁錮。但坦克的履帶,又再次閹割了文化批判的自由靈魂,任由「紅色記憶」把現存語話霸權當作一種法理事實,令全民族全盤接受下來,這就是文化專制主義。

自由寫作者被抓

近幾年來,異議人士和自由寫作者不斷被投進監獄;文化專制主義在意識形態也愈演愈烈,特別是新聞出版界,大量深受人民喜愛的書籍都先後慘 遭封殺,如正式出版的《現代化的陷阱》、《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民間出版的《懷念李慎之》、《胡績偉自選集》、《何家棟文集》,香港出版的 《懷念耀邦》、《李銳近作》等等,都被作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為「掃黃打非」之列,遭到查禁。

中共中央宣傳部不但把反右、大躍進、文革、民主牆、六 四等問題劃為禁區,不許有關研究與文章、書籍公開發表與出版,而且還列出不少文化名人黑名單。如茅於軾、章詒和、戴晴、劉軍寧、張祖樺、賀衛方等的文章、 言論均遭封殺,甚至一些較開放的網站論壇,也被迫撤掉了他們的主持人欄目。一些嶄露頭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識份子如余傑和王怡等人,在國內媒體更是備受打壓。

嚴厲的新聞管制  

而在新聞領域,文化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就是掩蓋真相、抹殺事實。所有報刊媒體都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稍有不當,不是遭到訓誡,勒令整頓,就是撤銷領導人職 務;更有甚者,要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判刑入獄。《南方都市報》的喻華峰、程益中被判刑就是例證。還有《新京報》總編楊斌被撤職,副總編孫雪冬、李多鈺被停 職,後經過 300多職工罷工抗議,才改為楊斌調離,孫李復職。幾乎與此同時,《南方都市報》副總編夏逸陶也被撤職。

去年中央在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時,竟下達密令,禁止報刊發表紀念文章。已發過紀念文章的刊物,如《炎黃春秋》被警告,《百年潮》領導班子遭撤換,《社會觀察》被停刊。敢於直面現實,觸及敏感話題的《中國青年‧冰點週刊》,則被強行停刊整頓,主編被調離。由此可見,在中國「紅色記憶」氾濫的現實條件下,自由文化依然面臨如此嚴酷的現實。

袁紅冰自由文化運動

自由應是人類精神的本質;思想自由則是文化的靈魂。而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則是通向人類文化自由的必經之路。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發表的 《2004人類發展報告》主題就是「多樣化世界裡的文化自由」。

聯合國助理秘書長、開發計畫署亞太地區負責人哈菲茨表示:「人類的發展不僅需要健康、教 育、體面的生活水平甚至政治自由,人類的發展還需要國家對文化的認同和推崇,人類必須有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發表文化認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種人權,也是 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而由袁紅冰等人所發起的「自由文化運動」,事實上就是一種以「思想自由」與「表達自由」為先導的人權運動,這也可視之為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中一次真正意 義上的文化批判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