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全家1951年夏於廣州合影,前排右為陳寅恪。

陳寅恪生在一個大轉型的時代,不僅是社會、政治的轉型,更是文化上的轉型,他目睹、身歷時代的大變,從他陳家深深捲入其中的維新運動到傾覆王朝的辛亥革命,從他不無異議的「五四」新文化浪潮到抗日戰爭,到1949年的天翻地覆,直到「文革」,他沒有因為令人目眩的時代劇變而眼花繚亂,他早已打定主意、立定腳跟,選擇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做一個學人,他在意的是追求知識的自由。王國維之死讓他痛心不已,他寫下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至高評語,實際上是自我勉勵,無論外在的社會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都要執著地追求內心的這種自由和獨立。

在時世的動盪中,在積極入世和消極遁世之間,他選擇的是以學術為安身立命之本,在學術中尋找自我、確立自我的價值。他處處講求獨立見解、自由意志,反對人云亦云、隨大流、跟新潮。他有過長期的留學生涯,明明精通多種語言,對西方文化非常熟悉,治學的路徑也超越了傳統的舊方法,卻執拗地使用文言文,出書一定要直排、繁體字,這種形式上的守護已成了他捍衛文化傳統的最後一步,他不想再往後退,這種心態是我們今天很難理解的。

陳寅恪一生總是籠罩著一層陰鬱,他的命運幾乎早已註定,從他少年時目睹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維新失敗被革職,黯然離開長沙的那一刻起,或許就使他的身世蒙上了那種傷感的氣氛。年輕時代他一心求學,從此在學術中尋求安慰,晚年只剩頌紅妝,顯然是別有懷抱、寄託遙深,他把自己內心的情感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令人憐惜的才華,遭逢時代的轉型,那種花開花落的無可奈何,那種心有餘力不足的無力感,那種美好的一切一點點被碾成齏粉的傷心……。

一代學人感慨的豈是一個幾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個文人,哪怕有天縱之才,有滿肚子的學問,也擋不住時代方向的轉換。他知道人生的有限性,知識的無限性,他有著強烈的身世之感,他敏感地呼吸到了綿延幾千年的文化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這種文化的託命之人。

他在歷史研究和文學研究中尋找社會變遷的軌跡,在舊體詩中感懷人生,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在他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不是一個學人的學問、才氣,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氣,是追求知識的自由、捍衛學術的獨立性,他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守護這樣的自由精神和獨立意志。他留給世間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學術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無形的人格遺產(包含個性、人格完整性),是一個人傲然獨立的精神風貌,那才是他穿越時空的力量所在。

在算得上知己之交的吳宓身上,我們也能看到陳寅恪的影子,他們最終都是腳跛、眼盲,在淒涼中告別人間。更早,在自沉以終的王國維身上,他們似乎察覺到了守護文化價值的悲劇性,但他們依然認準了自己選擇的道路。陳寅恪、吳宓他們大體上也是「五四」一代人,那真是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回望「五四」,以往我們總是只看到創辦《新青年》的陳獨秀、倡導新文化的胡適、呼喊「救救孩子」的魯迅、實踐「相容並包」的蔡元培,只看到齊集天安門前眾聲喧嘩的學生們,我們往往忽略了在他們之外還有另外的聲音、另外的身影、另外的追求,「五四」不是如此單一、武斷的,「五四」是多元、開放、包容的,《新青年》、《新潮》之外有老牌的《東方雜誌》、有同樣新興的《學衡》,杜亞泉的聲音不能漠視,《學衡》一群的聲音也不能不正視,任何一元化的一邊倒的思維方式都隱含著一種風險。

雖然陳寅恪那時遠在異國求學,但在《學衡》上發表過文章,他與《學衡》一群心氣相通,與胡適他們是有距離的。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尊重甚至賞識,在舊體詩中寄託情懷的吳宓對新文學(如茅盾的小說《子夜》和徐志摩的新詩)都有公開的肯定和讚賞,他們沒有偏見,他們只是有自己的立場,這種立場是建立在追求知識的自由基礎上的。說到底,他們也是「五四」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們與胡適等一同構成了那個多元的開放環境。

如果把陳寅恪當作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孤零零的天才,我們更無法理解陳寅恪的追求,無法走進他的精神世界。在他身邊,除了吳宓、王國維,還有一批與他在做人上相知、治學上可以商榷並有著相似文化觀的朋友,梅光迪、楊樹達、湯用彤、劉伯明……這是一幅時代的群像,陳寅恪生活在他們中間,在和他們交往、交流和交融中,獲得生命的歡愉、學問的昇華、人格的砥礪。

他們熱切地希望擁有追求知識的自由,他們幾乎都是學貫中西,卻又珍愛傳統文化的價值,他們吸收了西方的方法,卻不願臣服於西方的腳下,他們已經具備世界眼光,卻有著深厚的中華文化情結。在一個急速西化的時代裡,他們成為「不合時宜」的文化守護者,幾乎是必然的宿命。
──原載天益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