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隨想（下）共產黨人．良知．歷史

圖為南斯拉夫Podgorica城市教堂壁畫：馬克思（中）、恩格斯（右）等罪人處於地獄（Getty Images）

八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斷言，受制於內部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被「炸毀」之前，資本主義將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今天，沒有誰——首先是西方學者——願意為資本主義保護。人們都知道，資本主義會導致一種常識，即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都是現代社會的正常產物，不再屬於某個特定階級的罪惡和宿命。但是，共產主義政權卻發生了某種周期性政治——社會危機。1956年波蘭爆發波茨坦工人罷工、匈牙利爆發人民起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自由運動，1980年波蘭爆發團結工會自治獨立鬥爭，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東歐各國易幟。我們沒有共產黨人像念叨阿里巴巴咒語一樣期待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那樣，心懷幸災樂禍——共產主義國家的危機，迄今為止都由人民和部分共產黨人承擔。附帶一句，在共產黨國家，只要引進市場經濟，就必然發生類似馬克思所稱「生產過剩」導致的經濟危機，今日中國就呈現此種規律性特徵，並且也跟早期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爭奪世界市場，大規模輸出過剩「產能」，轉嫁經濟危機——當然夾帶著其政治意圖。

亞洲共產黨政權卻似乎奇怪地度過了周期性政治危機，（這又需另一篇文字分析），中國共產黨似乎不僅克服了這種危機，還重新「崛起」了。但是，中共統治中國的紀錄表明，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名存實亡。中共因為掛著共產主義羊頭，就不能擺脫固有的政治危機——只是竭盡能事推遲和延長了總危機的爆發而已。

中共不可避免地攜帶著自身歷史傳統各種印痕，如同伊朗、印度等國共產黨人一樣。不同的是，中共經歷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路徑，又藉助日本入侵得以合法和壯大，最後在蘇聯支持下，建立了一個列寧、斯大林模式的「新中國」。

毛派和反毛派都誇大了毛澤東在中共獲取政權前後的作用。1949年前，斯大林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除外）輸出共產主義制度外，就是挑選和培養代理人，並在一定程度上樹立他們的個人權威。毛澤東竭盡心力經營的個人崇拜，斯大林早在30年代就發明了。毛澤東費盡心機推動的「人民公社」、「大躍進」、「工業化」、「總路線」都是對蘇聯模式拙劣的翻版。事實上，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一直處於可能被廢黜的地位。從國際共運角度看，斯大林死後，60歲後的毛澤東最強烈的慾望，是占據世界共產主義革命新領袖的空缺。為此他必須挑戰沒有列寧和斯大林的莫斯科，又必須走出與蘇聯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還必須抗衡自然規律，培養千百萬、而非個別接班人。

在毛生前，他已經知道，他不僅抗衡不了自然規律，也抵禦不了某種歷史法則，最終不過是一名「運去英雄」——不自由無法無天、謗滿天下的老孤僧。對於毛，鄧小平在他死後統治中國，是他最高的福氣——免於鞭屍之辱。出於對毛式狂熱的恐懼和厭惡，鄧用實用主義和世俗現代化去消解和寒磣毛，以示鄧早年留學法蘭西和俄羅斯而擁有的世界眼光，天然高於土包子毛澤東的瞎搞亂吹。但是，鄧拒絕做中國的赫魯曉夫，他本來擁有比赫魯曉夫更好的人望和條件——幾乎整個黨和知識界都暗中或公開呼籲「倒毛」，工人農民對毛感恩戴德的「階級感情」已被「大饑荒」和多年的匱乏貧窮消蝕得所剩無幾——但卻引而不發，拋出幾個完全沒有說服力，如老工人、土改時的老貧農不答應，毛的錯誤我們都有份云云的遁詞，中國因此坐失無數生命為之屈死、也許是唯一一次顯示中國人審判暴君，以最低代價否棄共產主義制度的歷史良機。

其實，在毛橫行無忌的時代，中國人就開始覺醒（連林彪父子都在暗中詛咒並決心除掉毛）。跟蘇聯、東歐一樣，中國的自由精神從來沒有泯滅。遇羅克、林昭、張志新、李九蓮、鐘海源、王申酉……直到王維林。中國人的劫難並非由中國歷史傳統負責，卻完全由中國人承受。土改、鎮反中死於非命的是數百萬中國地主和國民黨人，而不是費正清、史華慈、韋慕庭等同情中共的西方「中國通」、「漢學家」；反右運動的苦難是近百萬中國知識人及其家屬、而不是讚賞毛澤東的馬爾羅、薩特、海德格爾、列斐伏爾等西方名流在承受；文革中上吊沉水割喉服毒的是無數知名和無名的中國人而不是以抗議資本主義異化為能事的馬爾庫塞、哈貝馬斯、梅洛‧龐蒂、阿爾都塞等法蘭克福才子；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被坦克軋成肉醬的是中國大學生和民眾，而不是福科、德里達、巴迪歐、齊澤克等其大作能在中國廣泛發行的西方新左和毛派。

中國人的覺醒和反抗完全出自良心、正義感，與西方關係不大。跟蘇聯、東歐一樣，在自由和人民陣營，也站立著眾多共產黨人。1989年前後揭露中共罪錯、批判毛澤東、宣揚自由民主憲政的許良英、李慎之、何家棟、胡績偉、邵燕祥等，64後流亡海外的知識人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王若水、戈揚、于浩成、趙復三、程凱、陳一諮、萬潤南等，都曾經是共產黨人。這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站在黑暗中的人對光明會更敏感，處於奴役他人地位的人一旦良心發現，更能義無反顧地發揚良知，獻身自由。這眾稀罕而珍貴的真理，已為蘇聯東歐和中國眾多的共產黨人的人生所證實。

九

該說到胡耀邦了。如果毛澤東死後由胡耀邦擔任最高領袖，中共13大將成為蘇共20大，毛將在劫難逃。胡耀邦天生屬於東歐諸國抗拒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領袖，他的質樸、率真、熱切、坦誠，注定了他的人生選擇。他在思想上接近「人道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而以實際發生的歷史，胡耀邦的影響則超過了所有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改革派領袖，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歷史上、而且在現代人類歷史上，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

胡最為時人感念、後代稱道的是，他主持大規模「改正」冤假錯案的德政。在1949年以後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迫害、鎮壓者，其「罪名」都得到最起碼的澄清，強加其身的侮辱性岐視大部解除，無辜牽連的親屬獲得基本人權，整個社會擺脫長年的窒息狀態，天地間最大的生命共同體終於可以正常呼吸了。胡耀邦以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稀缺的良知勇氣，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仁義，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夙興夜寐、廢寢忘食地甄別遍布960萬平方公里、歷時30年——有些還擴大到50年中共建黨初期、包括若干毛澤東「鐵定」的——冤假錯案。在鄧迴避了批毛的同時，胡耀邦用為毛澤東治下的無數冤死者安魂和為被奴役者辯誣的義舉，明示暴君之罪。馬克思對林肯的評價完全可以應用在胡耀邦身上：他是達到了偉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著自己優良質量的罕見人物，這位出類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樣謙虛，以致只有在他成為殉難者倒下去之後，全世界才發現他是一位英雄。僅從規模比較，林肯解放了400萬黑奴，胡耀邦「平反」了近一億被蔑稱為「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的中國人。林肯發動了一場歷時4年的內戰，60萬美國人和林肯本人為黑奴解放獻身。胡耀邦讓億萬中國人覺得生活多少有意義的同時，沒有讓一個人絕望而死，他甚至沒有提出懲罰凶手的動議。只有一個人為這件史無前例的德政付出代價，那就是胡耀邦自己。十年後，他倒在中共反對派面前，其中包括被他「解放」的薄一波。再22年後，薄的不可一世的兒子淪為中共的階下囚，算是命運對胡耀邦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酬謝。

在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人類歷史上，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不僅可與林肯解放黑奴的德政、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而拆除了大部分古拉格群島鐵絲網的義舉相比，而且可與羅馬梵蒂岡為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神聖法庭」判處數百萬異端、天主教發動「十字軍東征」的歷史罪行而向上帝和世界懺悔的偉大善行相提並論。

近億中國人擺脫政治賤民地位，其人道價值和歷史意義遠未得到足夠評價。在中國三千年歷史上，特別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30年（到1978年），尤其1949年共產黨人統治中國後，胡耀邦德政是足與毛澤東「史無前例」的罪錯形成鮮明對照的史無前例的偉大事件。沒有人會否定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政治老人在平反工作中的作用，但重大歷史事件永遠以最關鍵最投入並為之承擔個人責任直至付出生命為代價的人物來命名，正像「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護國公克倫威爾」、「斯托雷平改革」等，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平反運動，可以符合邏輯地稱為「胡耀邦德政」或「胡耀邦良能」。

如果沒有1989年發生在北京和全中國對民主運動的鎮壓，「胡耀邦德政」將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向中國人民作出的「罪己詔」，大大彌平人民的創痛，緩解社會的危機，中共有可能低成本地轉向「人道」、「民主」社會主義。由於沒有蘇聯的壓力和干涉，以及臺灣、香港和5000萬海外華人的非共產主義資源，中國還可能比東歐國家更健康更順利地實現真正的現代轉型，建立起擺脫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現代文明制度。
　

中國人的覺醒和反抗完全出自良心、正義感，與西方關係不大。圖為1989年天安門廣場學生親民主示威活動與警對峙場面。（Getty Images）

十

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的猝死，可以視作中共強硬派對「胡耀邦良知」的清算和報復，是20世紀末共產黨人內部周期性發生你死我活較量的惡性事件。胡耀邦之死不是最血腥和最後一次悲劇性案件，但其影響卻很空前絕後。

共產主義國家，占絕對上風的是政治勢力、謀略、立場和姿態，人性和良心不僅不被認可，而且是革命道德的對立面。而一旦權力失落，良知便不可阻擋地出現。瞿秋白死前寫下《多餘的話》，自認為該脫下假面具，還自己最後的真實。他坦然承認，從來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伴其一生的是「弱者的道德」、「紳士意識」、「知識分子的矜持」、「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從來不是「合格的共產黨人」，即使曾經兩度擔任中共總書記，那也是「歷史的誤會」。陳獨秀是中共創始人，五任總書記，晚年經過寂寞、痛苦的深思，成為斯大林主義在中共最早的批判者：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為寶貴。不幸十月革命以來，（共產黨人）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以今天觀點看，陳獨秀沒有割捨「社會主義」，遠不具備別爾嘉耶夫的天賦，也缺少吉拉斯的勇氣，但比瞿秋白進了一步。他對斯大林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儘管帶有托洛茨基的黨派色彩，畢竟為最終在中國摒棄斯大林主義從而告別馬克思列寧主義鋪下了一塊基石。

胡耀邦恐怕沒有料到，他的辭世竟然釀成改變中國和世界命運的最重大事件。1989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90周年，美國總統大選，蘇聯總統訪華，一切都按某種常規進行。如果沒有一名73歲的老人在一群更老邁者眾目睽睽下突然昏倒在地並不治身亡，歷史肯定不會像此後出現的大變局那樣發展。

毛澤東的死亡，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鐵則，也是「眾望所歸」。各種力量都等待老暴君撒手後立即採取行動。毛的死讓一個邪惡時代終於結束，除了那個被修改過的日期（從9月8日改為9日以多少讓毛的死有點駕崩的味道），死亡本身十分乏味。沒有誰能夠想像，一名下臺的前領導人的死訊，幾乎在第一時間引爆了一座並未臨近噴薄而發時刻的火山。大學生肯定不清楚中南海裡發生了什麼，但他們知道，胡耀邦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對兩年前（1987年）上海學潮負有重大政治責任而被貶，稍長的記憶包括對西單民主牆的處理，以及在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識型態退潮中這位身材矮小的總書記的處境，最重要的是，大學生和他們的老師、父輩，對「胡耀邦良知」的刻骨銘心的感戴。無法統計，多少青年和大學生的長輩因為「胡耀邦良知」而恢復正常人生、從而解除了年輕一代的政治枷鎖。整整十年，胡耀邦是中國思想解放和真理標準討論的真正領袖，他幾乎孤身一人面對來自最高層的明槍暗箭，抵禦不斷翻湧的逆潮，護衛大學生和他們的父兄師長——知識界的基本自由，護衛中國改革大業的純潔，就像納吉護衛馬扎爾人的獨立和尊嚴、杜布切克護衛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和選擇、戈爾巴喬夫護衛俄國人的未來一樣。

中國人曾經為周恩來的逝世如喪考妣，除了死者留下的特殊形象外，毛澤東及其黨羽的霸道蠻橫更強化了人們的絕望和反感。在1976年那個份外嚴寒而壓抑的冬天，最強大的動力，來自中國人對未來的關切：中國究竟何去何從？相比周恩來，胡耀邦更接近大學生和知識界，更鮮明更親切更可信賴。滿朝遺老遺少，再無胡耀邦！人民再次發現，他們失去的，不僅是一名襟懷磊落、德行高潔的人，而且是國家的希望和未來。數百萬人高舉胡耀邦的畫像，人民痛失領袖，儘管他表現過幼稚、輕信、甚至軟弱，或許正是這些「柔軟」的有「局限」的人性，使飽經滄桑的中國人視為知己，視之為一位如牛負重的父老，而對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國人最高尚的人生滿懷敬仰又深為不平，對權慾薰心的「元老」們抱以輕蔑，對國家前途無比困惑。

命運的最高形式是悲劇，歷史的目的異常隱蔽，但總有跡可尋。胡耀邦去世，直接引發中國、也是世界最大規模、最持久的民主抗議運動。它是一場空前壯麗悲慨的悲劇史詩，劇本、舞臺、燈光、布景、演員……它讓蘇聯總統成為看客，讓臺灣香港青年夜不能寐，讓全世界揪心，讓一名普通青年成為聞名全球的「坦克人」……作家鄭義20年後寫道：

「1989，一個明確無誤的彪炳史冊的里程碑。繼中國八九民運之後，蘇聯、羅馬尼亞、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共產國家相繼崩解。其主因固然是各國人民持續不懈之抗爭，但中國的示範作用顯而易見。將近兩個月的和平示威，使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受到鼓舞。全世界的譴責與制裁也使惶恐不安的總書記們受到威懾。1989向全人類宣告：共產主義是綴花的鎖鏈，自由高於一切。天地翻覆。共產主義，無論作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制度，還是作為一種烏托邦理想，一概遭到世界範圍內的徹底失敗。幾乎造成人類毀滅的東西方冷戰在一夜之間結束。共產主義的崛起和崩潰，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事件，其影響人類命運之深廣，遠遠超過法西斯主義的興亡。中國八九民運無可置疑地成為第一掘墓人。」

這場改變了世界的偉大民主運動，因一名共產黨人的逝世而起，「胡耀邦」永遠和「1989」聯結在一起，這種榮耀，在人類歷史上屬於自由精神迸發、人性被神聖之光洗滌的奇觀，胡耀邦從此進入不朽。
　

（Getty Images）

毛澤東60歲後，天良喪盡，壞事做絕；胡耀邦60歲後發揚光大了自己的良心，為億兆人民的自由鳴炮。毛澤東在73歲時發動文化革命，荼毒天下；胡耀邦在這個年齡撒手塵寰，一場無比壯闊悲愴的人民和平請願為他送行。當列寧、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等人宣稱俄國革命將是自由與人道的勝利時，別爾嘉耶夫堅定地預言：俄國革命的結果只能是布爾什維克的節日，而不是任何其他意義、尤其不是俄國和人類的勝利。別爾嘉耶夫進一步論證，人的精神和自由是至高無上的本質性存在，革命的使命就是創造能使人的主體精神和自由得以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俄國共產主義革命不能滿足人性對自由與文明的需求，因此沒有前途。任何歷史力量都呈現著至善與極惡、博愛與大恨之間的對決，共產黨人是我們時代這種對決的特殊群體，從別爾嘉耶夫到薩哈羅夫到戈爾巴喬夫，從布達佩斯到華沙到布拉格，共產主義走完了它血腥而悲壯的歷程，我們——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還在這一歷程當中。我們分明可以清晰地看得見劉賓雁、方勵之、胡耀邦、趙紫陽的身影，不禁想起夫子之徒兩千多年前的感歎：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十一

去年，於世文、陳衛等人公祭胡耀邦和趙紫陽，於世文被當局關押待審。今年是胡耀邦冥誕100周年，中共計劃要「鄭重紀念」，追認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共自然有權力評價它的所有成員，包括已故和存活的。而歷史也自有權利評價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所有人物。兩者的措辭可能大不一樣，這已不會令人奇怪。然而，如果俄國還有人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類榮譽贈給戈爾巴喬夫們，人們只能報以訕笑。今年秋天在北京舉行的這場紀念活動，無論是出於虔敬祭悼、還曾為億萬人討回公道的胡耀邦以公道，並為89．64亡靈招魂，還是逢場作戲，人們將拭目以待。無論如何，胡耀邦都將再度為世人囑目。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令人心酸又符合邏輯的結論。共產主義革命難以避免的悲劇在於，相當程度上，它所憑藉的思想基礎、歷史條件、可能凝聚的意志力量，大都是臆想的、強加的、無根據的虛構，與它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間，存在著不可跨越的精神、人性上的鴻溝。一個公開以暴力和決裂對抗文明和自由的主義，最終只能以眾叛親離告終。同時，這場革命在承攬解放人類這一偉大目標時所表現出的氣概、獻身精神，又使這場注定淪為悲劇的實驗充滿了某種光環和殉道精神。它最終不僅不能征服世界，它也不能征服全部共產黨人。

共產主義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場，有一個真正體現了歷史辯證法的緣由。它那自封偉大、神聖、終極性的目標雖然被背叛，被嚴重變形，被手段取代，但是並沒有被完全滅絕；相反，作為一種莊嚴崇高的歷史承諾，它一直潛藏於歷史之中，潛藏於良心未泯的共產黨人心底，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和深淵的最後的監視器和防波堤。人們，包括有良心的共產黨人，從暴力、謊言和鮮血中拯救下來的救贖精神和道德遺產，已經並繼續成為人類共同的沉重教訓。歷史對共產主義的報復雖然無形，卻具有不可抗禦的力量；雖然無情，卻使共產主義作為一份啟示錄式的遺產長留人間。這樣，歷史和人性在共產主義這一困擾人類一個世紀的挑戰面前，最後站住了，得到一個令人慰藉的同樣符合邏輯的結論。

（原載於中國人權雙周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