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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隨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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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布達佩斯反共起義中推倒的斯大林雕像(Getty Images)

【北明按】深入分析共產主義解體內部原因,老康一家之言,檄文一篇。如果你徹底被電子時代短平快餐、豆腐塊文章所顛覆,建議你不看此文。此文以兩萬漢字之方陣,圍獵共產主義世界,以十一層(節)矩矱縱橫其內部格局,捕捉過往風雲,鉤沉歷史現象,論述共產黨出身者之良知,見人所不見,言人所諱言,雖覆履危行險,深得歷史玄機;雖居高臨下,不失所秉。此文Made in China產自大陸中國,不失為共產主義世界最後的堡壘內部發出的一道良知閃電,一次思想盛宴,一種認知革命。



1956年在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人民起義中發揚了民族良心和吹響時代號角的 「裴多芬俱樂部」,20名委員中有17名是共產黨人,包括中央委員貝拉、安迪奇、黨報總編馬通、黨中央宣傳局局長山道爾、勞動青年聯盟中央書記埃爾文和科學文化局副局長拉斯洛、匈牙利聞名於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契等匈牙利文化學術界黨員名流旗幟鮮明地批判「拉科西主義」——匈牙利的史達林主義,站在人民一邊的匈牙利共產黨兩任領袖拉伊克、納吉和天神一般的年輕國防部長馬勒特爾,為匈牙利人民和真理而犧牲;1968年傳播「布拉格之春」訊息於世界的《七七憲章》最著名的發言人,除劇作家哈維爾、哲學家巴多卡外,外交部長哈傑克、歷史學家佩頓克博士、經濟學家哈夫爾博士和物理學家吉瑞‧海耶克教授都是共產黨人;1980年代改變了世界面貌的「團結工會」的精神盟友、大哲學家柯拉科夫斯基、理論家沙夫、思想家米奇尼克、官方學者庫隆(曾任波蘭共青團書記)、流亡西方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等波蘭知識界人士都曾是共產黨人;不應排除在外的共產黨領導人也為緩和、消解共產極權主義的災難付出了個人代價。除拉伊克、納吉外,波蘭共產黨兩任總書記斯蘭斯基、哥穆爾卡,保加利亞工人黨領導人科斯托夫、阿爾巴尼亞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內務部長科奇‧佐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杜布切克等主張「民主」、「人道」、「自治」社會主義的東歐共產黨領袖,都以不同方式為摒棄史達林主義、為自己國家人民的獨立與自由付出個人代價,而讓那些「史達林分子」、死硬的共產黨人留在歷史審判席上:拉科西、齊奧塞斯庫、日夫科夫、霍查、諾沃提尼、胡薩克、昂納克等。

從30年代莫斯科大清洗以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呈現出某種周期性政治痙攣,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喻之為「人為的辯證法」。當蘇聯政府還保持著充分的政治敏感度,這場對一個永久軍事化國家進行的實驗,從一個長期歷史階段看,就遠沒有達到它的終點。由於它源於一種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宗教大法官」更嚴重的對自由和各種人類理想的蔑視,並且統治了八億人的生活(伯林發表這一觀點在1950年代,共產黨統治的「東方陣營」大約八億人,與「西方陣營」相當),可以說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最不人道也是最捉摸不透的現象。伯林悲觀地認為,共產主義制度在肉體和精神上給俄國人民造成巨大創傷,而西方對此一籌莫展,「除非(俄國)人們的良心得到發揚光大」。



希望正是在難以描述不可名狀的「良心世界」降臨。

若沒有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20大上揭露史達林「個人迷信」,蘇聯社會不會迎來共產黨40年鐵血統治後提前到來的「解凍」,數百萬政治犯很難在有生之年回到家庭和社會,俄國人就不可能從無數倖存者口中了解古拉格群島的真相,被「鐵幕」嚴密覆蓋的東歐各國就將繼續在大大小小的史達林分子的統治下苟延殘喘。然而,正是赫魯曉夫本人,在蘇共強硬派和中共壓力下,血腥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東歐自由之火要在12年後才在布拉格重新點燃。蘇共保守派對赫魯曉夫實行報復,又把俄國拖進近20年新史達林主義統治,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來臨。

戈爾巴喬夫這位額頭上有一片神祕胎印的共產黨人,正是伯林用相當勉強的口吻提及的「良心」人物。如果說赫魯曉夫作為 「老一代」蘇共領導人,其良心與非良心——共產黨統治權、蘇聯事業、個人地位、列寧、史達林兩代領袖的遺產——之間的選擇,最終以後者占上風,乃是某種歷史宿命,那麼,戈爾巴喬夫就是來終結這種宿命、讓良心高居於一切非良心事物之上的共產黨人。不妨為戈爾巴喬夫統短短六年的統治開一份清單,以便讓人們觀賞到同樣是共產黨人,有良心的戈爾巴喬夫與非良心的共產黨人之間,幾乎是天使與魔鬼的差異景象。

戈爾巴喬夫率先提出大規模消減戰略核武器的建議,先後在日內瓦(1985)、雷克雅維克(1986)、華盛頓(1987)與雷根總統,在馬爾他(1989)與喬治.布希總統會晤,並達成協議,核大戰可能性大幅減少;1991年,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俄羅斯千年歷史上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民主化運作,蘇聯引進議會和總統選舉。至今為止,那是俄羅斯歷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選舉。1991年葉利欽當選總統,戈爾巴喬夫把俄國統治權和「核匣子」交到新執政手上。這是克里姆林宮第一次允許執政權遵照憲法移交到反對派手裡。

戈氏率先提出「公開性」和「新思維」,在赫魯曉夫1960、1962年蘇共20、22大撬開史達林統治墳墓門扉的基礎上,他廢除了長達300多年、在蘇共74年統治中全面控制俄國人頭腦的書報審查制度,讓自由之風吹進蘇聯;他讓最後一名政治犯走出監獄,鼓勵人們說出歷史真相,公開批判史達林主義;戈氏率先提出「歐洲同屋」、「基督教共同精神家園」和「人類高於任何國家」的口號,歐洲從凱撒、亞歷山大、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的暴力鐵則下開始轉向柏拉圖、耶穌、但丁、康德、雨果和托爾斯泰的和平理性坦途;一個合作、統一的歐洲合眾國前景得以出現。


戈爾巴喬夫(左)認為「改革運動」只有在發端於黨內的條件下才有獲得成功的機會,圖右為已故美國雷根總統。(Getty Images)

戈氏響應雷根在柏林牆前發出的呼籲,率先提出「真緩和」和終止冷戰,柏林牆由此坍塌;中、東歐各民族從此轉上自由之路;德國得以重生並實現統一;世界範圍內的資金、技術、物資、人員和文明的交流、對話、融合的全球化時代得以誕生。

1991年聖誕節,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無畏地——暗含幾分自豪——向世界宣布,蘇聯社會主義74年的試驗已告失敗,蘇共即行解散。19世紀末「從西方颳來的一股黑風」(索爾仁尼琴語)在俄國消散,困擾人類近一個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到此終結。


1991年數以千計民眾齊聚莫斯科聯邦大樓抗議蘇共政變,此即著名的8‧19事件,此政變未遂告終。(Getty Images)

沒有誰授權戈爾巴喬夫把蘇聯共產黨權力置於俄國歷史的天平之上,把蘇聯國家利益置於人類前途之下——戈爾巴喬夫完全可以做出相反的抉擇: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個波羅的海小國獨立之際,他有責任根據蘇聯憲法進行阻止和鎮壓;在東歐各國擺脫蘇聯控制、尋求自由之際,他有權力根據華沙條約組織憲章進行干涉和懲罰;在8‧19事件前後,他理應站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一邊,堂而皇之地動用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力量和警察部隊,「挽狂瀾於既倒」;他可以並且能夠如他六屆前任和東西方幾乎所有專制統治者一樣,「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運用國家暴力,以俄國的自由和世界的無奈作代價,捍衛共產黨國家政權。

如果戈爾巴喬夫做出這樣的抉擇,沒有誰能夠阻止他——在他身後,是74年的蘇共一黨專制、「蘇維埃政權」、「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兩億蘇聯人民的安寧和福祉」、俄國人五百年向東西方擴張「打下」的江山以及世界的均勢和穩定。如果他這樣做了,他將成為歷史上又一個大獨裁者、大暴君、大帝國的集大成者,人們會按照成王敗寇的哲學把敬畏、豔羨和讚美獻給他;如果他平息了暴亂、分裂,窒息了自由、民主、多元和人類一切神聖權利而只允許他的人民信奉以他為總書記的蘇聯共產黨的思想,他將繼續執掌全世界最顯赫、最令人生畏、最無可撼動的權力,世界將匍匐在他至高無上的威權之下,他將成為邪性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最新入選者,刷新所有前輩的紀錄。

戈爾巴喬夫做出了違反人類專制統治法則和專制成規的選擇,放棄了生殺予奪的權力,奉行「無論如何不讓人民流血」的良心信條。不顧所有信奉鐵拳和謊言力量的威脅和指斥,他撒手棄置一個紅色大帝國,把自己交到約伯天秤上,讓俄國和世界人民去選擇他們的命運。

戈爾巴喬夫的遺產是無法簡單敘述的,他是人類仁慈政治權力史上的牛頓。他開闢了全球化時代,世界平添一筆難以估價的歷史紅利;他拆卸了最森嚴最牢固的精神桎梏,為世界敞開了一個簇新的自由空間。他本人因此降為一名平民,承受著無數譴責、揶揄、詛咒和詆毀,而他一如既往,在愛妻亡故之後,繼續從事人道與和平事業。中國是「戈爾巴喬夫紅利」的最大受惠者,但中國卻拒絕了「戈爾巴喬夫自由」。戈爾巴喬夫這個偉大的名字,在中國甚至成了一種特殊的禁忌。順便提一句,沒有蘇聯的解體,蘇共的下臺,鄧小平不可能在1992年1月16日開始他的「南巡」講話,中國的「好日子」將化為昨日黃花。

戈爾巴喬夫不是孤獨的個人,他把良心注入到蘇共這架龐大機器裡,從而獲得旋乾轉坤的力量。他認為,「改革運動」只有在發端於黨內的條件下才有獲得成功的機會。任何別的官方的或非官方的組織,想發揮類似的主動精神,將註定徒勞無功,會遭到「政治核心」的打擊,也會被認為是持不同政見者對現行制度的蓄意詆毀。在這個意義上,戈氏斷言:正是做為一個組織的蘇聯共產黨,才是變革的首創者。人們不會無保留地同意這個論斷,但他至少說出了部分真理。

俄國有幸,良心以隱密而強固的形式存活在無數蘇聯共產黨人心中,蘇聯軍人在歷史關頭表現出強大良知力量。許多高級將領始終反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對抗人民自由選擇的決定,包括海軍司令切爾納溫、戰略火箭司令馬克西莫夫、航空兵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以及控制莫斯科空中力量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帥,他給葉利欽捎去口信,「空軍不會背叛人民!」,他命令部隊卸掉飛機上已經裝好的彈藥、取消增加的值班,並在國防部召開的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敦促亞佐夫元帥立即退出緊急狀態委員會。蘇聯普通軍官和士兵表現出令人驚歎的勇氣和覺悟。克格勃阿爾法突擊隊的軍官們做出決定,如果「上面」下達強攻自由派總部白宮的命令,他們將拒絕執行。空降兵指揮員格拉喬夫得知克格勃部隊的決定後表示:「我的人也不上,我不會再往前邁出一步。」另一位空降兵指揮員列別德則指出:「採取行動會導致流血,軍隊將永遠無法洗清罪責。」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也並沒有真的下定屠城的決心。國防部長亞佐夫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齊科夫在回憶錄中證實,他們沒有向軍隊下達無條件攻占白宮的命令。副總統亞納耶夫在發動政變後形勢最緊張的時刻不停地重複一句話:「要是死一個人,我也沒法活了。」

「不能把槍口對準自己的人民!」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紅軍在歷史關頭發揚光大了良心,為蘇聯紅色帝國和平送終。自由取代奴役,良心戰勝權力,無論對於人民還是共產黨,都是奇蹟——幾乎沒有流血,更沒有重演1917年讓俄國血流成河的悲劇。在80歲生日前,戈爾巴喬夫向媒體公布,他曾信仰過共產主義,實踐證明它完全失敗。共產主義制度限制人權、剝奪言論自由,它必然走向滅亡,因為人們不會永遠忍氣吞聲,蘇聯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Getty Images)

歷史似乎傳來先知別爾嘉耶夫的聲音,俄國人民——包括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蘇聯共產黨人——共同埋葬了共產主義制度。許多西方觀察家都驚訝地發現,新一代俄國人,看起來繼承了俄國知識界的傳統道德,正直,敏銳,有極強的個人魅力。數十年裡關注俄國命運的伯林發現,從瓦礫和灰燼中倖存下來的俄國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俄羅斯人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擁有無窮的創造力,一旦獲得自由,誰能想像他們會給人類帶來什麼驚喜呢?邪惡終將被戰勝,奴役已走向死亡,人類有理由為這一切感到自豪。」

當然不能忘掉吉拉斯(Milovan Djilas),身居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的老共產黨人。他走過了一個共產黨人所能走的整個路程:從權力階梯的最低級爬到最高級。「沒有人曾強迫我擁護共產主義,也沒有人強迫我反對共產主義。」他是「完全根據個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決定一切的。」他的覺悟幾乎從天而降:徹底、爽快。這名「門的內哥羅人」聲稱自己「天生」會站在共產主義的對面。他的理由直接而浪漫:地球上有著無數的人類生活制度的星座,並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吉拉斯否定共產主義的邏輯不可辯駁:某種烏托邦主義取得權力,便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教條,不由分說地以其科學主義和理想主義來使人類受苦。這就使這種烏托邦變成與人為敵的怪獸,完全違背人類的正常狀態,不懂得最基本的常識:一個完美世界是不會有的,但一個更自由更公道的社會卻是值得追求的;一個盡善盡美的世界,沒有批評和沒有其他選擇的世界,就是要犯不可估量和無法挽救的謬誤的世界。吉拉斯一直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擊隊最高司令部核心成員,卻發表過富有政治良知和歷史分量的作品:《新階級》(1957年)、《沒有正義的土地》(1957年)、《道德的解剖》(1959年)、《不完全的社會》(1960年)。《新階級》曾啟迪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一代共產國家人民。下述結論讓吉拉斯成為發揚光大良心的共產黨人:所有共產黨當權的國家都會出現一個新階級,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新階級的創始人是一批取得政權前即已構成共產黨核心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新階級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新階級的前途,也就是執政的共產黨的前途,必然是失敗和垮台臺。世界大勢之趨向統一是時代的基本特徵,西方由於具有政治民主和較高的技術、文化水準,同時又維護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權,世界統一因此趨向於資本主義,而共產主義制度做為世界統一的最大阻礙而終將被淘汰。



與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思想家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的評述,屬於典型的歐洲中心論者。在《共產黨宣言》這部純西方式歷史文獻中,馬克思、恩格斯在預言西方資本主義必將壽終正寢同時,盛讚「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蹟;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業民族從屬於工業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這個半開化的東方的農業民族自然是指中國,中國這塊「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對它的人民灌輸的全部教訓都是「因因相襲的愚昧」,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淪為暴政的馴服工具,表現不出任何獨立意志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作為「歐洲的直接對立面」,歐洲文明的「反題」,中國代表著世界上「總體反動、總體保守的強大堡壘」,乃是「腐朽世界的總代表」。

與拿破崙、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樣,馬克思、恩格斯朦朧地預感到東方的中國這頭不祥的「惡龍」和「睡獅」將會從歷史的沉船和迷霧中醒來並徘徊於世界上空。他們同樣厭惡並看到「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中國這個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旦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他們懷著某種模糊、複雜、有幾分慶幸又夾雜著恐怖的心情,隱略看到了某種前景,「古老中國的末日正在迅速到來」,但是歐洲切勿高興過早,這只是事情的開端,西方將會欣賞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做垂死的掙扎,同時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復興」。

馬克思、恩格斯據此對世界歷史「辯證發展」的第三階段做出了所有資產階級都未曾做出的另類預言:西方(首先是英國)出於卑鄙的商業利益,卻造成了亞洲前所未有的社會革命,英國由此「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到時候西方人就無權像「騎士般的英國報紙那樣斥責中國人可怕的殘暴行為」。他們因此大膽地預言,中國的造反和起義「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世界,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將會迎來一個奇怪的後果:中國將引發西方世界的動亂。」

思想史上最弔詭的事件之一是,馬克思對歐洲革命的預言——特別是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最有希望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判斷——完全落空,但是他似乎不經意間寫下的關於中國「社會革命」的文字,卻經由列寧之手轉變成一場可能改變人類命運的「革命」。

由於蒙古人240年的殘酷統治,俄國人對東方抱有普遍的憎惡,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關於俄國道路的爭論持續了幾十年,卻達成一種共識:拒斥中國。俄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這一傳統,列寧長期被一種可怖的前景困擾:通過一場革命奪取政權並實行土地國有化,極有可能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列寧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對俄羅斯的亞細亞傳統抱有真誠而深刻的厭惡和警惕。1902年他嚴辭批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部黨綱中把俄國說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絕將普魯士專制主義與俄羅斯專制主義等量齊觀,他認為後者是一種「可詛咒的遺產和可恥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在俄國統治留下的一個「怪物」——歐洲最反動、落後、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隸制」。列寧與普列漢諾夫一樣,已經朦朧看到了俄國革命的另一種陰鬱前景:「俄國歷史的車輪將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後轉」,他們都明確地拒絕完全亞細亞式的復辟,即使國家成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產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們堅持「俄國王安石式的計畫不會帶來任何東西,除了禍害」。

但是歷史修正了列寧。1920年,他寄予厚望的歐洲革命(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芬蘭、斯洛伐克等國先後建立蘇維埃政權)失去任何成功可能。列寧授意共產國際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庫召開「東方民族代表大會」,提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在阿根廷、墨西哥、伊朗、印度、阿富汗等國建立共產黨。次年,建立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看來,絕對不具備共產主義革命資格的中國,從此進入以他的名字代表的共產革命,並且取得了成功,甚至在蘇聯共產黨退出歷史舞台後還聲稱繼續堅持共產主義信念和制度。一個在《共產黨宣言》文本中最落後、反動,幾乎沒有現代產業工人階級身影的社會,自稱不僅是最純正的社會主義,而且將「拯救社會主義。一批跟馬克思大不一樣的中國人自稱是他的「學生和弟子」,並且死後都要到他那裡「報到」——這分明是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對中國人,則意味著奉馬克思為祖宗。

(原載於中國人權雙周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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