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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治臺影響第一人──後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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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積極致力建設臺灣經濟,促進臺灣農業、工業、衛生、教育等建設發展,可謂日治時代對臺最具影響的第一人。(維基百科)

後藤新平在臺民政長官任內,實際掌握臺灣政治。後藤積極建設臺灣經濟,促進臺灣農業、工業、衛生、交通等建設發展,可謂日治時代對臺最有影響的第一人。不過他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以嚴刑峻法對待異議人士,在臺評價兩極。

文 _ 趙芷菱

臺灣自17世紀開始便成為海上強權垂涎之地,但臺灣始終被大陸所忽視,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給覬覦臺灣已久的日本一個起事的藉口。清廷才意識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始派欽差大臣沈葆楨赴臺積極建設臺灣。21年後,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遂割讓給日本,開啟了長達50年的日治時期。

接收遭反抗 殖民受挫

臺灣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第一個殖民地,因接收問題,從1895年5月29日至11月18日間,發生臺灣近代史上一場重大戰爭(乙未戰爭)。日本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皆採高壓治理方式,故招致臺灣人民激烈的反抗,且毫無建設可言,其經營殖民地能力,頗受國內外指責。


1895年5月29日至11月18日間,發生臺灣近代史上一場重大戰爭──乙未戰爭。(維基百科)

乙未之戰,臺灣主要有自發性組成的抗日義、勇軍等,正規軍約3萬3000餘名,民兵約10萬。日本則投入正規軍隊3萬餘兵力。臺死傷人數難以估算,但依《臺灣治績誌》所述,「臺灣各戰場遺留的屍體在7、8千人以上」,因此推估至少有1萬4000人陣亡。

而日軍計有164人戰死,另有4642人,則是感染霍亂等疾病而死,故因病死亡者高達戰死者的30倍。

面對臺灣疫病肆虐與劣質衛生環境,第三任乃木希典認為臺灣是塊燙手山芋,他在離臺前,甚至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建議,將臺灣賣給法國,以免財政與人事虛耗。因此日國會一度出現以1億日圓出售臺灣的想法,稱「臺灣賣卻論」。後因兒玉源太郎強烈反對,甚至向伊藤博文立下軍令狀,致使打消出售臺灣想法,兒玉源太郎也因此被任命為第4任總督。

後藤掌實權 負債變資產

兒玉源太郎則延攬有醫學背景、留學德國的後藤新平為臺灣的民政長官,開始開發臺灣資源。


兒玉源太郎除了臺灣總督之外,還兼任內閣官職,並曾出征日俄戰爭共達6年之久。(維基百科)

由於兒玉源太郎除了臺灣總督之外,還兼任內閣官職,並曾出征日俄戰爭共達6年之久,因此後藤新平成為「實質」上的臺灣總督,在其8年8個月任內(1898至1906年),使臺灣由日本的「負債」變成「資產」,甚至被視為日政府之寶庫。後藤新平可謂日治時代,對臺灣最有影響的第一人。

然而,後藤新平在臺灣的評價呈正反兩極。日治開始,後藤新平即向內務大臣提出關於臺灣「鴉片漸禁」的看法,並且提高售價(增加總督府收益),以此獲利改善臺灣公共衛生,而獲得採納。據悉當時臺人口約260萬到300萬,吸食鴉片比例卻是全中國最高。然當時日本本土已禁吸鴉片。

後藤因此獲聘為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月領1000元高薪(時來臺日高等官員,年薪不到1000元);後藤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抵臺,以規劃公共衛生,但桂太郎任期僅4個月,因此任內並未實現「漸禁」之鴉片制度。

至兒玉源太郎上任,後藤主動向其提出「臺灣統治救急案」。後藤認為總督府績效之所以不彰,乃因日本無經營新領土的經驗,他認為應該學習英國模式,尊重自治行政之舊慣,即延續清朝的保甲制度,用保甲與壯丁團隊,加上「剿撫兼施」對付抗日勢力。至1902年抗日勢力已大多被鎮壓。

比目魚為例 訂治臺三策

後藤新平將「政治與科學」相結合,最有名的就是他以生物學上的「比目魚跟鯛魚」為例子。後藤在致兒玉總督的備忘錄上提及:「殖民地行政計劃,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他表示:「比目魚的兩眼長在身體的同一側,若硬把比目魚的眼晴像鯛魚一般改裝在身體的兩邊,那是違反生物學原則。比目魚眼睛之所以長在同一邊,是有生物學上的必要。在政治上亦同,我們必先了解臺灣人的習性,依其習性定出一套管理辦法才有效。」

後藤從臺灣人的特質上發現了3條弱點,1898年他的臺灣「生物學統治」,訂定了3條治臺策略:(1)臺灣人怕死,要用高壓的手段威嚇。(2)臺灣人愛錢,可用小利誘惑。(3)臺灣人重面子,可用虛名籠絡。

而日本歷任臺灣總督之治臺策略,也都私下把後藤的治臺三策,當玉律。第9任總督內田嘉吉(1923年9月至1924年9月)即引用後藤的「第一策」。借「莫須有」的治警事件,拘禁臺數10名志士。但此時高壓威嚇的策略似乎不太奏效,竟產生反效果,臺灣人見志士們的犧牲,反增加了奮鬥精神,參加議會請願人數,年年增加。而日本當局對於「文化協會」的干涉壓迫,也使言論越形熱烈。此時,後藤的方略已漸失其效。

土改「無主地」官民土地消長

後藤治臺的建樹,不僅推翻前清的諸多制度,且令舊社會結構迅速崩解,也促使臺灣向現代化邁進一步;他提出三大改革:土地改革、交通改革(以鐵路為主幹)及現代化港口。

土地改革,是後藤三大施政之一。1895年日本治臺後,旋即制定《官有林野取締規則》第一條規定:「凡無可證明所有權之地券,或無確證之山林原野,皆為官有。」從此,確立「無主地」國有的原則。其後,1899年又規定「無主地」的開墾,必須獲官方許可。

1898至1904年歷時6年的土地調查,結果清出大量隱田。是臺灣史上繼劉銘傳以來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劉銘傳曾於1886年進行土地調查,1889年清賦成果,使有登記的土地由6萬7000甲,變成36萬6000餘甲。)後藤則為62萬3000餘甲,增加了26萬甲。

本次土地調查,係採日本國內未曾使用過、最新式的「三角測量法」,對臺灣及附屬島嶼的面積和地形測定、製作正確地圖、劃清林野土地之界線,有莫大幫助。

但官、民持有土地比例,卻從此大幅度改變。由於清代的慣行,山林原野的使用僅依口頭契約,官方並無發給人民契狀。因此以林野為生的臺灣人民,因無法提出所有權狀,而被大量收歸為官有,且一旦被編入官有林地,一概不得開墾跟採伐,即便申請使用,也須支付費用,且程序繁瑣。

計至1913年臺南廳的林野地持有概況查定結果略見,官有林地高達99.6%,私有地僅占0.4%,其中沿山地區的焦吧哖(臺南玉井)、大目降(臺南新化)、楠西、南化等地,山林地幾乎全被劃為官有,是後來激發「焦吧哖事件」抗爭之原因。

接著,為了振興製糖業而強制收購土地,並為支援三井、三菱等大企業在臺投資,而放領公有地,結果導致激烈的抗爭。這種「無主地」國有化的政策,也是種下1930年「霧社事件」的遠因。


後藤主張的「無主地」國有化的政策,也是種下1930年「霧社事件」的遠因。圖為霧社事件資料圖片。(資料照片)。

交通與港口建設

第二大改革為交通。其中之整備郵電局,同時提供郵務與電力服務。另增築鐵路,因清末已有基隆到新竹的鐵路。1908年在臺中舉行縱貫鐵路通車大典,當時南北同時施工,工程費用由公債支應,靠鐵路的盈餘支付。臺灣在20世紀初有許多重要交通設備革命。1900年代開始在城市引進柏油路技術。

而現代化港口是後藤第三大建設。基隆在清末,只能容納1000噸以下的船;而高雄更只能到外海,需靠舢舨船接駁。日本成功改建基隆港,於1906年完成第二期,已經可以容納萬噸輪船。高雄在1918年進出輪船每年400艘,貨物吞吐量400萬噸,在日治末,高雄成為亞洲最大港。

貨幣與度量衡 人口調查與農改

此外,後藤治臺的建樹,將「貨幣與度量衡」制度統一,助於交易與經濟活動。1899年成立臺銀,把清末200種混亂的貨幣統一,與日本國內幣制一致。1906年全面使用紙幣。當時的臺幣與日幣等值,只不過票面印有臺灣銀行。度量衡也是林林總總,1900年發布《臺灣度量衡條例》,1903年全面禁止舊式度量衡器。

在人口調查方面。臺灣的人口調查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次的人口調查,當時日本統計專家,連內閣統計局局長都親自抵臺,等於給後來日本本土的調查提供經驗。調查結果臺灣人有298萬,其中閩南249萬、客家40萬、原住民9萬。外國人1萬,其中98%為華僑(持清國護照者,其實很多是福建人)。

農業改革(綠色革命)方面。臺灣農會在1901年有臺灣公共埤圳組合,時間與日本差不多。從1900年代初開始改良稻米品種,以日本人的口感為主,把在來米變成蓬萊米,到1920年代才成功,1925年以後開始推廣,面積產量大增,如甘蔗一般,大量出口到日本。1934年達900萬石,是先前的4倍多。

而蔗糖改良,在1902年從夏威夷引進「玫瑰竹種」之甘蔗品種,發現適合在臺生長,所以臺灣的土蔗很快被取代。因甘蔗怕螟害,特地從爪哇引進寄生蜂,引進3次都失敗,因搭船太熱,蜜蜂都被熱死,到第3次,1916年才成功。螟蟲被大量吃掉,甘蔗從此產量大增。

此外,後藤主張中央不宜干涉臺灣之施政,並大量發行公債、採取科學的政策等,還裁汰冗員、提高公務員待遇(避免貪污)。不僅推翻前清的諸多制度,令舊社會結構迅速崩解,也促使臺灣向現代化邁進一步。

來臺前學經歷

後藤8歲開始接受漢學啟蒙教育,因此除醫學外,也擅於漢詩與書法。16歲進入洋學校學測量。但福島的親人希望他學醫,所以隔年改讀醫校,3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先在私立醫院任職,後轉任愛知縣縣立醫院醫師,表現優異。

1879年23歲時代理醫院院長,後又代理醫學校校長。27歲轉任衛生局照查係副長,負責處理有關傳染病、都市下水道、衛生思想普及等工作。33歲出版《國家衛生原理》一書,認為國家就像一個人,最大的任務就是保護與促進國人達到生理的圓滿。

34歲他自費到德國留學,內務省特地賞賜他千元日幣之巨款,當時薪資水準只幾十元。3年後學成歸國,回任衛生局局長。

甲午戰爭時,擔任陸軍臨時檢疫部事務官長,與時任陸軍省長兒玉源太郎有接觸,得其賞識。

負面評價與臺灣經驗

日人批評後藤,大多說他是「彈壓家」(壓制獨裁之意)。他以「糖飴與鞭」的統治方式聞名,對付臺灣人民武裝反抗之「匪徒刑罰令」,即採嚴厲的鎮壓、殘忍虐殺手段。

而他在臺灣所推動的政務與建設,基點自不在為殖民地人民謀福利。譬如各項交通建設,主要目的是為建立商品運輸網路,以便獲取臺灣經濟富源;阿里山森林鐵路的開闢,即是著眼於豐饒的森林資源;而大量的資本投入臺灣糖業,卻使得臺灣本土的糖商與蔗農遭不平等對待。

1906年,後藤卸任「功成身退」,被元老一致推薦聘為臺灣總督府顧問。當時「日俄戰爭」日獲勝,後藤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其日後龐大的規模和獨特性,皆源自後藤的臺灣經驗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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