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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德自由學者仲維光先生。(希望之聲)

兩次世界大戰和將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的經驗,使得西方學者對於共產黨及極權主義有著深刻的研究。這一研究尤其是在柏林牆倒塌以後,很多以前爭論不休的問題,對共產黨社會自身是否能夠改變的幻想及綏靖問題,都有了歷史性的、經驗性的答案。這種對於共產黨、及其政府的看法,也表現在他們對於古巴、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乃至北韓的認識。然而,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這種對共產黨的認識到了中國卻由於政治和經濟原因常常打上折扣,很多時候甚至有不願面對中國共產黨也是典型的共產黨這一事實的現象出現,例如四九年前後的美國,冷戰時期的歐洲,九十年代至今的西方。

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錯估

曾經使得國際社會出於政治上的原因錯誤估計了中國的原因是,在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間,先是由於二次大戰對抗希特勒和日本,其後由於冷戰對抗蘇聯的戰略需要,西方的某些中國問題專家一廂情願地特別把中國隔離出共產黨社會。然而冷戰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事實卻證明中國共產黨具有一切極權主義的共產黨的特點;把中國共產黨看作是中國傳統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

曾經使得西方出於經濟上的原因過去、並且至今仍然錯誤估計中國共產黨的原因是,八十年代以來西方自身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商人固有的趨利性,以及冷戰結束後,西方人不再感到極權的共產黨陣營的威脅;專制對遙遠的中國民眾的迫害於他們無所謂的自私心理。儘管兩次大戰和冷戰時期曾經使西方幾乎所有的人感到普世價值和他們休戚相關,但是現在無論中國怎樣,看來都似乎不可能威脅到他們的生活。

然而,儘管如此,對於中國共產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西方的學者還是早就有非常清楚明確的研究和分析。

中國共產黨是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權

德國的政治、文化著名教授,曾經擔任過巴伐利亞州文化部長的Hans Maier,在他的《政治化宗教——極權主義統治和基督教》(Politische Religionen:Die totalitaeren Regime und Christum,Freiburg,1995),以及《極權主義和政治化宗教》(「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Muenchen,1996)等多部著作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雖然直接接觸西方的東西不多,但是他的最根本的思想,以及做法卻是和史達林、希特勒一樣來自於西方的極權主義政治文化,基督教政治化傳統。Maier在他的極權主義研究中,幾乎每闡述分析一個現象都是以希特勒,蘇聯和中國的情況為案例作為典型對比分析。對Maier來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權,一個典型的共產黨。它不是中國的,而是近代世界的歷史文化產物!

德國當代著名自由主義學者代表人物R. Dahrendorf,在他對於當代極權主義的分析中,指出當代共產黨極權主義在文化上的兩個典型特點,第一是反傳統,第二是反對近代人權自由的價值觀。這兩個特點在蘇聯,以及東歐各國,在柬埔寨、古巴、北韓,在中國都一眼就能夠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五四後反傳統思想潮流中的產物,執政後更是文化革命一個接著一個,及至人類最黑暗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中國共產黨的行為規範從來都沒有超出一般共產黨,及其政權所表現出來的共性。無論他們說什麼,及如何零碎地利用某些傳統的形式,但是他們最根本的表現永遠是無視近代人權自由,無視傳統。

這種共性表現在政治上,中國五七年的反右,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整肅,和蘇聯的大清洗,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各種名目的整肅是類似的。在中國傳統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異議人士,可以歸隱山林,可以退而著述,然而共產黨對異議人士,卻是變異的、宗教式的、對異教徒的審判和滅絕,因為對中國傳統來說,是意見思想,乃至為人的分歧,但是對共產黨文化來說,由於共產黨代替了宗教的上帝,因此不同思想的人,就成了異教徒,魔鬼與敵人。實際上,所有共產黨對於不同意見鎮壓的措辭,措施,例如「清洗」、「反右派」、「異教徒(Haretiker)」、「異端分子(Ketzer)」、「蛻化變節分子(Renegate)」等術語,整肅中要求的交待、懺悔形式都是來自「產生於極權主義文化」。

中國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更是五三年柏林起義、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捷克事件等在中國的典型翻版。鄧小平殺氣騰騰的言論,對人類價值的蔑視,和希特勒、史達林、烏布里希、昂耐克等毫無二致。

據Maier的研究,毛澤東在長征後的語言表述就都是救世主式的了。例如「戰勝黑暗勢力」、「改天換地」等都是基督教式的語言,而非中國傳統文化的語言。

中國共產黨反傳統文化

至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都和蘇聯和東德驚人的類似。早在十月革命初期,蘇聯就開始了文化革命,而在二八年到三一年,蘇聯也的確進行了一個文化革命。對於蘇聯的文化革命,西方學者也已經有非常具體的研究。再例如,德國人都知道,在萊比錫,為了建立馬克思廣場,四十年前對於聖保羅教堂毫不留戀地炸掉等令人痛心髮指的事實。而在中國,且不說文化革命的普遍性,單只說北京的城牆和老城的消失,就讓人看到一切共產黨國家對於傳統文化遺產的態度竟然如此驚人的類似。

共產黨當然也利用傳統,像如今中國共產黨那樣,然而這種實用主義的利用,在蘇聯等共產黨國家也曾經常使用。例如他們的教科書上經常宣揚蘇聯的科學家以加強民族主義。但是這種宣傳說到底是為了他們在政治上對抗西方和外部世界,而不是為了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的延續。

至於時下中國共產黨政府對於法輪功的鎮壓,對於獨立教會的禁止,三自教會的扶植,其實也是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和反常的行為,在蘇聯十月革命後對教會,在東歐各共產黨國家,以及在中國共產黨攫取政權初期對一貫道、基督教等各種宗教,都一貫地、同樣地使用這種殘酷的、毫不留情的鎮壓和屠殺。

事實上,究其根本,文化革命思想,現今世界那種在文化上「非此即彼」的思想來源於西方的宗教文化思想;正是西方的宗教文化思想把那種信仰的「唯一性」推展到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造成對各種在它之外的思想和文化的排斥、反對,反傳統。文化思索、文化革命這種思想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在西方產生,並且一直不斷,例如今天德國的排外,公開對多元文化的反對,要求移民放棄自己的文化整合到德國文化中去,都是這種傾向的產物。與此相對的是,近代產生於西方的自由、人權思想,卻正是在與這種排他的,非此即彼的宗教文化的抗拒反對中產生的。

至於如今德國政界和知識界某些人說中國共產黨政府是中國式的,和他們打交道要考慮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心理,「中國共產黨不肯承認人權劣跡、地震中的罪責是出於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理」,人們只要了解一點中國歷史,就知道這種說法實在是一種自欺欺人,睜眼說瞎話。

單就時下中國遇到的地震等各種自然災難來說,共產黨政府的表現就完全背離了中國傳統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每到遇到這種大的自然災難的時候,皇帝和大臣、文人都誠惶誠恐,沒有人再敢於糾纏當時的政治。不只一個皇帝曾經為此下罪己詔,官員、文人為此告誡執政者要慎政、慎思、慎行。但是反觀最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儘管不只多次遇到過不同規模的自然災害,甚至也有把人災歸咎於天災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但是由於共產黨的文化是自以為自己是救世主,自己代表真理的文化,所以他們從來也沒有下過罪己詔。對共產黨文化來說,的確根本就沒有「罪己」二字。共產黨文化的特點已經造成罪己就意味著這種文化基礎的崩潰,意味著共產黨的下臺。

與中國傳統文人精神背道而馳

去了中國傳統,表現同樣的當然不僅是共產黨集團領導人、黨員,而且還有其培植的「共產黨知識分子」、文人。

中國傳統的文人、知識分子講究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死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是共產黨集團的菁英們卻絕對沒有這一切品質。他們最重要的是黨派團夥的利益。從周恩來、胡耀邦,到現今中國的知識界,所有的共產黨菁英,從來沒有人有過中國傳統精神。伯夷叔齊,諸葛亮范仲淹早就從中國大地消失!

其實那種以為中國文化好面子,不願意當眾承認錯誤,根本上是一種似是而非的,道聽塗說的看法。中國文化中不僅做普通人,甚至做統治者的中心內容都是聞過則喜,有「鄒忌諷齊王納諫」,有魏徵「諫太宗十思疏」,甚至一部教人作文的《古文觀止》,通書都是教人治學、從政,處世、為人,要「誠」、「信」,要超越個人安危、黨派團夥利益。中國文化要的是吾日三省吾身,公開認錯永遠是中國人尊尚的美德。

然而,共產黨及為其塗脂抹粉的菁英卻恰恰相反。

這是一個為了權力和政治,團夥利益可以不要臉的黨團。六四大屠殺,鄧小平就是明知道會遭到世界的譴責,但是還要蠻橫地不顧面子,在全世界電視鏡頭下屠殺的一個典型的例子。類似的表白,毛澤東比鄧小平更直白,他甚至在講話中多次承認,共產黨人就是比秦始皇還殘暴,殺人比秦始皇要多多了。共產黨人就是公開搞陰謀——也就是他說的「陽謀」。廬山會議,對不同意見的彭德懷,更是直接粗俗的罵娘!

這種文化西方人是熟識的,希特勒如此,史達林如此,這是一種自以為代表真理的,「救贖的(Erloesung)」,「救世主的(Messianismus)」,典型的來自西方的共產黨思想和文化。它是一種沒了神的基督教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沒有以神自居、審判別人,及伴隨它的專橫教條的思想和精神,也沒有那種蠻橫殘暴的屠殺不同意見者的手段。中國傳統的陰暗表現呈現的是另外一種形式,不戰而屈人之兵,攻人先攻心、借刀殺人、殺人不見血、二桃殺三士、掛羊頭賣狗肉等等。

至於時下這種文化下的菁英們的忠黨阿諛逢迎,追黨六親不認,為黨藏汙納垢,罔顧做人基本底線,就更是近代極權主義,唯物主義者們帶來的特殊的文化。任何稍微了解一點中國文化的人都能夠看到,這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文人精神是背道而馳的。一個具有中國傳統文人情懷和思想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在共產黨社會生活如意的,他肯定不是遭到共產黨政府殘酷地整肅,就是被置於社會的邊緣。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及其學生們的遭遇,在這方面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個典型案例其實也從另外一方面告訴人們,說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是中國文化的產物簡直就是指鹿為馬。因為追隨共產黨的黨徒們,助紂為虐的菁英們都不是受中國傳統深刻影響的文人,相反都是五四以後,所謂新文化的產物。四九年前的那批菁英們如此,對於沒有了傳統,沒有了傳統文化教育成長起來的黨魁及其文人附庸們,更是如此。他們究竟有多少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則是幾乎不需論證的事情。


(Getty Images)

人類史上的毒癌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在Maier等西方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專家那裡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Maier每次談到當代極權主義,都把布爾什維克、納粹國社黨和中國共產黨作為三個在不同社會、不同地區、不同文化傳統中的同類產物的代表。Maier同時還具體分析了史達林、希特勒和毛澤東在語言上、政治行為方式上的類似性,從基督教蛻變而來的特點。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個什麼東西——它和希特勒、史達林,以及東歐各國共產黨一樣,是近代社會的產物,是典型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它是反中國文化傳統、反近代人權自由傳統,人類肌體上的癌!

那麼,時下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對待中國共產黨政府呢?

五十年來各個領域中的共產黨問題專家們早已經做出過非常明確的分析和論證了。結論是簡單的,既然鄧小平明白地宣示出共產黨實用主義的,赤裸裸嗜權的「貓論」,那麼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為貓繫鈴」——也就是無論誰和這個共產黨怪物打交道,都要提醒他,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的嗜血本性!

(小標為編者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