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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權威主義救不了中國

人類社會近兩千多年以來,主要有兩種社會權力結構。一種是金字塔式的君王制,權力源於家族世襲;第二種是扁平網結構的民主選舉,權力源於選票。共產黨的專制體制,和這兩種不同,社會權力雖然是金字塔結構,但權力的來源既非世襲(北韓例外)也不是選舉,而是產生於一個強勢利益集團之內。

通常,人們把這種權力結構稱為威權體制,這種說法非常恰當地表達了這種體制的基礎,就是需要一個絕對的權威人物立於金字塔的頂端。但問題在於,權威並非憑空而來的,它必須在危機和解決危機中產生。以中共的體制為例,毛澤東的權威是戰爭中形成的,鄧小平的權威,則是戰爭(他本人也是軍事將領)加上後來推動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沒有中共70年代「社會經濟陷於崩潰邊緣」,也就沒有所謂的鄧小平權威。

趙紫陽的回憶錄中,曾談及有人勸他奉行「新權威主義」,趙拒絕了,他講話的大意是:權威不是任命出來的,需要在解決危機中才能產生。中共這樣的專制體制最終必然失敗。趙紫陽在這裡其實已經接近了終極解釋,因為承平日久,便沒有危機;沒有危機,則無法形成權威;沒有權威,則威權體制難以運作。

事實上,共產黨的專制體制是一種半軍事化的制度,利於社會動員而不利於社會發展,善於面對危機而不善於解決平衡穩定。這個特徵決定了共產黨的天下,需要連續不斷的危機,繼而進行社會動員,產生新的權威以便控制金字塔頂端。因此,共產體制如果繼續維持專制,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效應。在中國,則是鄧權威不如毛,江權威不如鄧,而胡的權威更是處於可有可無的狀態。反映在體制運作上,中國社會運行的效率同樣是江河日下。

反過來說,專制體制的有效管治需要絕對權威,絕對權威又需要管治危機,遂成為一個惡性循環。毛澤東當年說文革必須「七八年來一次」,豈是胡說八道之言,因為他確實需要危機才能掌權。

習近平上臺以來不斷集中權力,而最近「核心」之論更是甚囂塵上。這同樣反映了中共專制體制運作的特點,他們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威人物。不過,沒有巨大危機的和平時代,這樣的權威難以形成。而如果要把中國真正帶進一個開放多元的新時代,除了建立現代民主制度,恐怕是別無他法。中國其實沒有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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