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紛紜一朝改 巋然始見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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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安排宏大而有序。當宋太祖立朝密鐫誓碑，將不殺大臣與言事官定為本朝家法時，朝野的士大夫中，一種與道進退生死以之的思潮也在同時萌生。經歷太宗、真宗兩朝，以振興道統為已任，以致君堯舜為理想，已然當時士大夫之主流思想。於是仁宗朝，人才輩出，幾乎囊括了直至徽宗朝前的所有北宋名臣。正如蘇東坡所說「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憑藉如此豐富的人才之儲備，大宋朝也必將厚積薄發，於是，發於教育，則立明體達用之學，發於學術，則有邵周張程諸家，發於文學，則有振興古文運動，發於政治，則有奮發有為之臣——大宋朝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成於此時。

自然，說起宋士大夫能夠以天下為己任，從意識層面上講無疑是一種精神自覺。而這種覺醒除了理論上的開拓，更有實踐上的示範。仁宗朝的范仲淹在明道風波，慶曆新政中的表現給宋士大夫們做出了一個表率，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然成為一種士大夫精神而影響當時及後世。

所以當我們回看景祐年間，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不和被貶時，余靖、尹洙、歐陽修等一批名臣不畏「自陷朋黨」，為范公力爭，爭之無果，則紛紛求去。慶曆新政時，石介大書《慶曆聖德頌》，贊新政，斥大奸。新政遇阻時，歐陽修更進《朋黨論》，抗聲力辯。後來坐罪貶滁州時， 則以醉翁自號，日日與民同樂。可以說，在仁宗朝的政治風波中，我們看到的是那一朝的士大夫們所展現出的不可摧折的蓬勃朝氣。而這種朝氣的動力正是源自以天下為己任的境界與胸懷。

當然，按歐陽修所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則范、余、尹、歐諸公尚屬一黨，而他們的對立面又是如何呢？以宰相呂夷簡事為例，范仲淹在景祐年間被貶實因與呂夷簡不和，但在西夏李元昊起兵稱帝後，卻是呂夷簡向仁宗力薦起用范仲淹禦敵。而范仲淹自然也表示過去的種種不快都是源於公事，非為私怨。范呂二人遂棄前嫌，可知，呂夷簡亦能以天下為己任，雖然境界不比范仲淹，但士大夫精神大抵如此。

慶曆新政成為歷史，仁宗與他的士大夫們也成為歷史，而那一朝的士大夫精神仍在繼續。於是，神宗一朝，又一批襟懷天下的讀書人奮發而起，一場圍繞熙寧變法的政治風暴拉開序幕。在此一場風暴中，王安石的治國之術被神宗皇帝定為國是，而以司馬光為首的一批反對急功近利的士大夫們則斥之為亂國。熙寧變法之利與弊，之是與非，在歷史上被討論了很久，然而，在時過境遷的當下，政治舉措的利弊已失其意義，而這場圍繞國是的黨爭中，諸士大夫們的精神取向才是我們更應著眼的問題。

就王安石而言，他的進取說到底是「與道進退」，就司馬光而言，他的退隱則因為「義不可起」。神宗皇帝用王安石變法，是在實踐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宣仁太后起用司馬光盡廢新法，亦是在實踐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無論是新法被定為國是，或是恢復祖宗法度而否定國是，這其中只有政見之異，並無一己之私。

除了司馬光、王安石這兩位士大夫領袖之外，在那一場一直延續至徽宗朝時的政治動盪中，那些黨人們，絕大多數都是因為有志於經濟天下，置個人得失於不顧才被捲入了這場風波。有的支持新法，有的反對新法，也有如蘇軾，先是反對新法，後來又反對盡廢新法，一代文豪宦途顛沛，從烏台詩案到遠謫儋州，九死一生，大概沒有人會為了功利與私心如此兩面得罪，所以然者，無非還是出於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方能與道進退，生死以之。

說起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同心同德，協於克一之類的美贊。不過，翻開歷史卻看到更多記載是圍繞「國是」之定，並且「黨爭」也就不可避免與之終始。這自然與留下這些記載的士大夫們本身也是身在其中，不免就事論事有關。所以，今人讀史，重點在於視角，尤當明確的是，天下沒有完美的制度，歷代沒有不變的「國是」，與時俱變是一種規律，時過境遷是一種宿命。所以當我們站在千年之遠的今天去回顧宋朝時，應當看到，「國是」未必為是，「黨爭」未必為非，而超越於「國是」與「黨爭」之外的「克協於道」才是歷史留給後人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