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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海德堡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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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紀被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討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本篇是介紹這一時期的討論系列文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因為文中提及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的極權主義理論,幾乎可說是整個冷戰時期討論的基石,或者形成整個討論的背景。

本文首先介紹二次大戰後思想界和知識分子中的情況,極權主義問題是如何被重新提出,以及弗里德里希最初是在什麼情況下,如何提出這個問題。第二篇是介紹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以及人們對於它的討論,還有當時學界對其批評和質疑。第三篇則是弗里德里希提出著名的六個極權主義特徵後,在往後的十餘年中對於此理論的進一步的闡釋及擴展、修正。筆者認為,弗里德里希六十年代初期及以後的工作對中國學界極具意義,它實際上討論的居然都可說是如何看待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變化。

第四篇則是介紹弗里德里希的理論提出四十多年後,在1989年極權主義陣營崩潰後,九十年代末期,一位德國學者,利茨曼(Hans J. Lietzmann)對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的批評。筆者認為,對於弗里德里希極權主義理論的批評不僅涉及了對於德國當代思想傳統及社會問題的認識,而且涉及到了杜宇西方文化傳統的根本問題——基督教文化傳統和希臘思想文化傳統,究竟哪些因素導致了民主和自由,哪些導致了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

最後,筆者系統地談了自己對於在引入介紹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中的感受,包括對概念本身,對如何治學,乃至對於文化問題,尤其是中國學界引入西學時的一些歷史性的教訓。

在閱讀本文時,筆者還要強調的是,有一些對應的西文的概念或單詞,在不同的語式中意思並不相同,在中文中很難直接找到對應的意思,為了區別務請讀者注意有些字詞的不同,例如「極權」和「集權」,這描述的是兩個不相同統治狀態,不是筆誤,而以前在中文世界中一直是混雜使用,這是不應該的。在這種努力中,筆者越發地感到,離準確和全面反映西文政治學中的這些想法,還是遠遠不夠,真的研究讀者還是必須要看原文。這裡筆者不過是要告訴中文讀者,在當代思想史中,在西方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極權主義問題始於1917年俄共

我們所說的冷戰指的是從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至1989年柏林牆崩潰,東歐共產黨集團解體這一歷史時期。筆者早就感到應該把冷戰時期,西方學者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情況引入到中文界,但是由於筆者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努力從思想和概念,文化傳統上把握和理解極權主義理論,因此這個工作被一推再推,直到現在。

筆者之所以認為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重要是因為,二十世紀是被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的討論幾乎貫穿了半個世紀,不僅在歷史上是重要的,而且涉及極為深刻,甚至對今天來說都是極為現實的問題。

極權主義問題的產生是在1917年俄國共產黨攫取政權,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世界上出現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時候。正當人們對此錯愕,充滿疑慮的時候,1921年法西斯主義也在義大利崛起。那一時期的世界幾乎可說各類專制伴隨民主制同時在擴展。對此,人們突然開始認識到,極權主義是一種新的政體,一種和以往所有專制不同的專制,從而出現了極權主義這個新的政治學術語,並且在思想界、學界開始對它進行各方面的研究和討論。

事實上,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開始的時候,各種在五十年代後進一步展開的關於極權主義的討論及認識在三十年代都已經初步形成。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是由極權主義的德國挑起的,但是由於德國最終進攻了蘇聯,因此不僅中斷了這個討論,而且把這個已經開始清晰的討論送進了漩渦。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被大戰混雜在一起的各種思想和各類知識分子,伴隨大戰結束迅速地被甩向了不同的方向。由於戰後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還要清楚和明確的兩個陣營的對立,使得戰後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無論就規模和深度都遠遠超過了戰前。這甚至使得後來的一些人,尤其是中文界居然誤以為,極權主義是五十年代初期由阿倫特(Hannah Arendt,臺譯:漢娜‧鄂蘭)提出並且開始討論的,它是冷戰時期的特殊的問題。


漢娜‧阿倫特(維基百科)


雖然如此,這個誤解卻說明,作為思想史的冷戰時期的極權主義討論非常值得中文界了解。對此筆者認為:

首先是中文世界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和文化現實。它決定了無論生活在世界上什麼地區的華人,首先要面對、或者說不得不面對的就是共產黨問題:共產黨中國大陸,現代共產黨中國社會及其文化精神等各類問題。為此,作為一個研究者,要了解現今中文世界華人的文化及現今中國,就首先要了解共產黨,而要了解共產黨,要想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就要首先了解這個世界上,最近一百年對於共產黨及其問題的研究情況——究竟有誰,研究到什麼程度,提出過哪些問題,討論過哪些問題,又是如何討論的,以及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討論。而這就和極權主義問題水乳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

中文學術界
缺乏冷戰期間對極權主義的討論

其次,冷戰時期的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不僅重要,而且涉及了很多我們至今還必須面對和討論的問題。因為冷戰時期不僅對於極權主義產生的基礎,其存在的根本特點進行了討論,而且在冷戰時期人們面臨了更豐富、廣泛的極權主義的變化和展開,針對曾經有過的個人崇拜、極權、封閉等特點,在這一時期產生了相應的解凍、反對個人崇拜,修正主義的修正,各類經濟改革以及各種類型的所謂開放,而也就是與此同時,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五九年拉薩事件,六六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七九年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及至中國的八九大屠殺。如果對比我們今天中國給世界帶來的問題,我們就會發現,雖然一般人認為冷戰時期已經過去,但是冷戰時期的問題卻依然非常現實地存在。

第三,一個如此重要的思想問題,一個如此重要的歷史時期思想討論,人們必須承認的是在中國學界到今天為止依然是個空白地區。事實上,筆者認為,極權主義問題進入中國的研究歷史及現狀,也是造成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遲滯於東歐,中國精神思想界繼續蛻化的重要原因。

極權主義在中國,由於它在前半個世紀,也就是從五四前後開始到1949年,它並不是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所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新興起、引入的各種西學中,中心問題是對是否以及如何全盤西化問題的爭論,是一些基本的西方學術、學說,乃至意識型態的引入,而各類西方社會正在面臨的問題,關注討論的問題,例如極權主義問題卻沒有引起中國學界及社會的注意和參與。所以1949年前的中國思想界,雖然偶然有談到極權主義,乃至引用這個概念的文字,但是並沒有系統地進入這個問題的學者及討論。而1949年後,由於中國共產黨全面掌握了政權,並且開始了全面的意識型態化、鎖國,所以在中國大陸這個題目不僅成為了禁忌,而且就是被提到,也不再是一般社會中的意謂。所以可以毫不為過地說,到1966年,在中國大陸已經沒有了能夠確切理解這個概念的知識群體和思想基礎,甚至逐漸沒有了具有能夠理解它的能力的知識分子。而在港臺的老一輩學者中,雖然有人有接觸到這個問題,但是由於各種社會和個人條件所限,或者淺嘗輒止,或者只是囿於政治範圍,如臺灣的謝海濤前輩。

在上個世紀,極權主義問題產生後的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學界中,真正開始把極權主義理論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引進中文界的是筆者。筆者在文化大革命後期,1969年,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突然感到受到了根本的欺騙,對於共產黨社會產生了徹底的反叛後,在經過幾乎二十年的在方法論、認識論的重新積累、訓練和探索後,在1990年,重新把極權主義問題,連同意識型態問題一起從新引入到中文世界。從九零年開始,筆者把它作為一個專門的思想「學術問題」,而非「政治」問題,陸續展開,重新討論了中國知識界的現狀及問題。

在過去二十多年,筆者曾經做出的工作是,第一,關於極權主義思想的概念及理論的甄別,第二,極權主義產生的文化傳統基礎和背景。為此,筆者深知,儘管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極為豐富和深刻,很多中國問題,包括在七十年代末期後在中國的社會現象及各類那時遇到的問題,事實上,西方學界都早已經進行過詳盡的討論,但是在中文世界卻還是一個空白。為此筆者提出一系列文章,希冀從各方面介紹在冷戰時期,在不同領域,不同地區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討論和研究情況。本文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介紹為第一篇。

極權主義的學術領域
被引述最多的是弗里德里希

卡爾‧約阿西姆‧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是當代極權主義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學者。在關於極權主義研究的嚴肅的學術領域中,也就是在政治學領域中他的重要性遠過於流行作家阿倫特。因為他的研究無論是方法或是提出的問題,以及討論中,可以說是做出了開拓性的,極具建設性的貢獻。

與阿倫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學術思想領域中,各類著述中被索引最少的是阿倫特,而被引述最多的大約就是弗里德里希。他提出的極權主義六個特徵幾乎可以說是當代一切討論極權主義問題的底色;你不知道、不引用討論阿倫特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弗里德里希的研究,就可以說根本沒有進入這一領域。而對於弗里德里希關於極權主義的討論,如果你只是限於他的所謂六個特徵的概述,那只可說是你接觸了皮毛,還沒有真正進入政治學、社會學的學術領域。實際上,弗里德里希關於極權主義和專制獨裁,以及與現代西方社會的關係的討論可以說不僅貫穿了他一生的工作。而且他的影響也可說是貫穿20世紀半個世紀以上,直到今天。

關於弗里德里希,由於他的工作及他在知識界及社會中後來的地位,使他在西方無論是學界,乃至政界都是非常著名,但是在中國,包括推崇西學的所謂學者中,他不僅不著名,而且在很晚的九十年代初期後,才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

事實上,單只是弗里德里希進入中國的案例,就是一個典型的研究極權主義——共產黨社會文化及其所謂知識菁英特色的案例。因為那些談論如何認識文化大革命的人,那些文革中及文革後反省中國的共產黨專制的人,那些個七十年代末期後鼓吹各類所謂啟蒙的黨文化學者,那些個八十年代介紹西方各類思潮的所謂青年才俊,從顧准、李澤厚、李慎之到金觀濤們,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應該看看世界上,學界對共產黨問題進行了多少研究,他們究竟是怎麼樣地進行研究的。而這其實就讓我們再次促使我們看到,八十年代的確有很多所謂對西方的介紹,但是細心的有頭腦的讀者一定會看到,那些都活生生地再現了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真理部翻譯部門的工作案例。

弗里德里希生平簡介

弗里德里希出生於德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青少年時期在德國接受教育,後來定居美國。了解這個經歷及其思想背景,對於理解和認識許多參與極權主義討論的學者和思想家,所持某種觀點的原因,同一個概念在他那裡是要表達什麼,達到什麼目的是非常重要的。

1901年6月5日弗里德里希出生在德國萊比錫。父親保羅‧利奧波德‧弗里德里希是外科醫學教授。醫學上用的橡膠手套就是他父親發明的。1916年第一次大戰時,他父親因為過於勞累而死在手術臺上。外祖父是當時的議員。進入大學後,首先開始學習醫學,然後學習國民經濟學。二五年到海德堡,阿爾弗瑞德‧韋伯教授處做博士。

1925年他親自參與了德國和美國青年學生交流機構的建立;即後來德國的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前身。1926年,於哈佛大學擔任講師,1931年成為政府學的助理教授。在這段時間他作為有關普魯士和歐洲的政府管理和政策問題研究專家在學界贏得了尊敬,為此,在1936年他在哈佛大學獲得正式的政府學教授位置,1938年成為當時的哈佛大學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也就是後來的「甘迺迪政府學院」的成員。

1938年,弗里德里希成為美國公民,二次大戰期間他參與了美國政府戰時成立的反納粹宣傳部門的工作,並且和帕森斯一起領導了哈佛大學的海外管理學院,支持美國軍隊在接管納粹占領區後的去納粹化工作。戰後成為美國政府關於戰敗的德國狀況的政策顧問,並且參與了1947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外長會議的計畫,及1956年的馬歇爾計畫的制定。此外,參與了德國《國家法》及「海倫基姆湖基本法案」的制定工作,為美國在歐洲的政策機構起草計畫中的歐洲政治共同體的總的憲法。弗里德里希實際上可以說是後來使歐洲成為一個國家的歐盟的設想的前驅者。

二戰爆發,他選擇留在了美國,並在1950年受邀請成為海德堡大學的客座教授,1956年成為海德堡大學正式的政治學教授。在海德堡大學和哈佛大學授課。退休後他依然在哈佛以及曼徹斯特、杜克大學繼續開課。六二年到六三年擔任美國政治學協會主席,六七年到七○年擔任國際政治學協會主席。

弗里德里希一生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如何預先防止和克服在政治和社會中發生的危機。出於這個考慮,他進一步研究展開他對現代憲法國家理解的理論的詮釋,並且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論證了對於極權主義獨裁專制的認識及批評。

二次大戰後的思想界
及極權主義問題

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起於俄國1917年世界上出現第一個共產黨國家,二十年代法西斯在義大利崛起後,使得對於這個新出現的、與歷史上任何專制形式都不同的共產黨、法西斯專制的討論更為廣泛化,而隨之產生了「極權主義」這個新的稱謂。這場討論幾乎可以說貫穿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本來在整個討論中,如何認識蘇聯以及後來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政權的極權主義特徵,及是否能夠把後來的希特勒納粹和蘇聯共產黨政權相提並論,一直是討論的主要內容,但是由於三十年代後期,希特勒突然進攻蘇聯而使得蘇聯和西方結盟對抗納粹和法西斯的結盟,從而在現實政治的對抗需要下,也模糊了對於極權主義的一般性的討論。


義大利法西斯極權主義時期的宣傳海報
(維基百科)


在經過了殘酷的戰爭和巨大的犧牲後,1945年二次大戰盟國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經歷了如此一個傷痛、疲勞期後,隨之而來的既可能是自我麻痹的陶醉和休整,也可能是繼續這個勝利所帶來的勢頭,重新把戰前的問題,戰爭時所無暇討論的思想問題繼續深化展開。當然戰後的歷史,如同一切歷史現象一樣,各種傾向並存,究竟哪種傾向更占上風則也同樣是事在人為。

1.知識分子與政治

1945年二次大戰盟國的勝利,一方面是對於兩個極權主義國家,納粹和法西斯的勝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帶來的也是不相稱的,對於世界上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蘇聯,這個在戰爭前期納粹的結盟者的寬容和放縱。1917年後到戰爭初期前,蘇聯布爾什維克政權曾經存在的合法性問題,現在都不再是一個問題。這種情況在共產黨和工會非常強勢的法國和義大利更為如此。對蘇聯極權主義的懷疑幾乎沒有存在的空間。薩特在當時提出,馬克思主義是政治思想學說中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線。

曾經有一段時間和薩特緊密合作的梅洛‧龐蒂在戰後不久,1947年的「人道主義和恐怖」中,對於史達林主義下曾經犯過的任何罪行,共產黨所實行的恐怖統治毫不懷疑及遺憾地進行辯解。他說,「暴力是所有的統治制度所擁有的共同的出發點,對此,共產黨沒有任何新的發明,而是重新找到的。如果說專政(Despotismus)是一個具體的、絕對化的主體把所有其他物件變為物件客體的行為,那麼在自由國家中殖民地現象,失業現象及工資支付工作也都是同樣的專政。所以根本的問題不是是否有暴力,而是把暴力用於什麼目的。對此,共產黨持有的人道主義思想是根本毋須爭論的,這尤其是他們對於未來的理想目標,那些為了人類的最高存在本質而奮鬥的人,他們應該擁有和運用暴力,因為他們是為了人類的最高目標。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就是實現它們的獨裁和集權的型式是什麼。因為施行獨裁的是人類最純淨的一批人。」當然,與此同時在知識分子中也產生了以加繆為代表的另外一種思潮。對於這種現代暴力統治,加繆在自己為主編的報紙上撰寫文章,1946年11月他發表了〈既不做犧牲者也不做劊子手〉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加繆不僅試圖理解把握這個新出現的獨特的現代暴力專制的特點,進一步提出更為根本的,面對這種現代專制的時候不同知識分子在根本的性格和才能上的區別。他提出了知識分子的四種責任義務:

1.認清並且揭露批判極權主義;2.拒絕任何類型的謊言,坦率承認自己無知;3.拒絕任何專橫及操控;4拒絕一切專制,包括所有那些專制為自己辯護的各類託辭,以及那些所謂「為了善的目的」的專制。

對於這個每個知識分子都面對的現代專制,加繆在五一年出版的《反叛的人》中進一步指出,我們通常說的「暴政(Tyranny)」不過是屬於過去時代的暴力統治,它把奴隸鎖在戰勝者的戰車後,在城中凱旋遊行,把敵人如被捕殺的野獸那樣侮辱。對於這樣的犯罪,你是可以明確地加以是非判斷。但是,這個時代的犯罪就不一樣了,他們創造了一種哲學,完善美化了暴力統治下的犯罪,為那種權力欲望找到最優美的托辭。這樣的暴政甚至直接把謀殺犯變成法官。

在加繆的文字中並沒有使用過極權主義這一概念來稱呼他所說的「現代專制」,但是在他的這組文章後不久,1951年的下半年阿倫特出版了她對於這個現代專制看法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極權主義概念在經歷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發生、發展後,自此,五十年代初期後再次逐漸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展開和討論。

今天回顧二次大戰後,1946年加繆的看法,它讓我們看到,不僅是對於1917年布爾什維克攫取政權後的蘇聯,二十年代後的義大利法西斯統治,三十年代後的德國納粹的描述,而且根本就是對戰後共產黨集團,及其後中國的各類運動,文化大革命、八九六四、鎮壓法輪功,西藏、維吾爾民眾的暴行,柬埔寨波爾布特的暴行,南斯拉夫發生的暴行的直接且準確的揭示。可還是不斷地有新的薩特,甚至比薩特還更無恥惡劣的人及團體產生。

這個戰後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從來都有出於各種私人或黨派利益,閉眼不看事實,蠱惑人心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今天對中國共產黨的蓄意美化都不是個別的,而是指鹿為馬,歷史和人類社會永遠會重複出現。

2.大戰後再次進入思想領域的極權主義思想

要了解1945年後,二次大戰後對於極權主義討論的展開,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戰時由德國移居英國的政治學者雷布豪爾茨(Gerhard Leibholz)。至於被中文界誤認為所謂最早討論極權主義的阿倫特,即便在戰後的討論中,也是後來者。


政治學者雷布豪爾茨(網路圖片)


雷布豪爾茨是政治學界公認的冷戰後對於極權主義問題最早進行呼籲,並且延續戰前就開始的極權主義討論的學者,同時也是那段時期在政治學和社會中影響最大的學者。雷布豪爾茨在戰後,1946年在BBC所做的系列廣播講座中就明確提到,獨裁專制的極權主義形式,國家集權現象是二十世紀的政治現象。對此,在政治學思想史中認為,此後的很多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如赫爾農(Klaus Hornung)和諾爾特(ernst Nolte),乃至鮑爾曼(Friedrich Pohlmann)、耶瑟(Eckhard Jesse)、布拉赫等人接受的都是他的這個看法,並且在這個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二十世紀是一個「極權主義時代」。這幾位學者都是後來國際社會研究極權主義的重鎮。正為此,筆者在前面一直強調,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在政治學領域的影響並非是阿倫特。而事實上,如果進一步從方法論和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個結論就更是非常明確的。

雷布豪爾茨在1946年的分析直接引述的是大戰時和戰後,蘇聯占領區所發生過的事實及經驗。他認為,如果暫且不談在嚴格地系統理論化爭論中的問題,而是更強調道德方面,那麼使用極權主義這個概念可以更為直接明確地揭示出這個歷史現象。對於雷布豪爾茨來說,二十世紀的這個政治現象,關於國家的集權,人們已經能夠從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和共產黨蘇聯來具體分析這一發展的規律。他以納粹德國為例分析了「一元化的戰爭」,「一元化的徹底動員」。極權主義的統治者以這個制度所獨特具有的動力方式按照他們的意志動員民眾,徹底地把國家變成實現他們的意志和意識型態的工具。在這種毫無限制地使用國家暴力中,它在歐洲的歷史中顯示出了一種新的革命性的現象,它實際上已經和一切政治傳統決裂。

在雷布豪爾茨看來,極權主義制度最終可以歸結於是人對上帝,對神的全面反抗,對過去一切傳統價值的對抗,它的政治制度形式明確地顯示出的是對自然和人性的違背。

雷布豪爾茨認為,極權主義制度中的一切具體特點都是從一種完全一體化的原則中導引出來的,如對每個人生活的徹底控制,完全排斥任何形式的自由權利,個體存在的權利。壟斷了一切權力的政黨的領袖,不僅擁有所有的決定權,而且擁有不可分享的真理及意識型態和立法、執法權。為此,對於雷布豪爾茨來說,這就一定會導致在一個國家中所有存在的各種正常的社會或家庭等各種關係的破壞,從而一定會導致社會各類關係混亂,乃至無政府主義和戰爭。

一切權力集中於國家機器的國家,事實上一定是一個巨大的毀滅者。因為人們可以從這個輪廓中看到這個集中了權力的國家的邏輯一定不會允許任何人和事物有所偏離。一個極權國家內的事務永遠是要麼聽國家的,要麼就不能存在。

為此,無論是納粹、法西斯還是共產黨政權它的特徵完全不是建立在結構上有何獨特的特點和堅持上,而都是在對國家的認同上,說到底就是對於權力的絕對要求及對它的認同上。任何「結構」對他們來說都是不重要的,都只是一種形式,或者工具。

對於雷布豪爾茨的這個描述和分析,時下的政治學界認為,他的這一論述和其後五一年阿倫特發表的極權主義的原理和起源,使得極權主義問題在戰後進一步獲得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阿倫特五一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讓極權主義問題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但是雷布豪爾茨的討論則實際上在戰後把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推向了另外一個層次。但是,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接受和討論,在戰後真正可以說是里程碑式的研究及人物卻應該說是本文所要介紹的弗里德里希。今天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政治學、社會學及歷史領域,不了解弗里德里希的工作,才可以說是根本沒有進入這個領域。

(待續,限於篇幅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