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 及其啟示（三）

弗里德里希認為極權主義會因為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不同特徵，對於控制會在強力或是稍弱之間擺盪，甚至走出第三條路。（Getty Images）

二十世紀被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討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本文為此討論系列文第三篇，繼上一篇介紹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且提出著名的六個極權主義特徵後，本文介紹弗里德里希在往後的十餘年中對於此理論的進一步的闡釋及擴展、修正。筆者認為，弗里德里希六十年代初期及以後的工作對中國學界極具意義，它實際上討論的也可說是如何看待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變化。

弗里德里希在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中所顯示出的價值立場，毫無疑問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為冷戰期間對抗極權主義的陣營提供了意識型態的武器，他們同時也借助弗里德里希的學術地位和名聲來增強對於極權主義的抵抗。但是由此而帶來的對立兩方對於極權主義理論問題的爭論也隨之加劇，弗里德里希也在爭論中，以及在歷史的變化中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理論。

改革後的共產黨政權才是標準的極權主義

弗里德里希在五三年第一次提出，五六年全面系統地修改論述了的這個極權主義概念，從一開始就遇到來自不同方面的討論、質疑乃至挑戰。而這就不僅推進、深化了政治學中人們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而且也為歷史現實的發展注入了很多非常有意義的思想和價值因素。

冷戰的氣氛，不斷發生的事件，如五三年柏林工人起義，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史達林去世，解凍的出現，以及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的祕密報告，乃至其後的中蘇分裂對立、布拉格之春、東西方的緩和、波蘭團結工會的出現等現象和事件等等，一方面對立雖然仍在繼續，另一方面兩個集團的社會和政治情況在不斷發生變化，問題也不斷地變化，這尤其是在共產黨陣營內部。為此，冷戰時期對於極權主義的討論出現了很多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所不曾遇到的現象和問題。

伴隨這一切，弗里德里希在1963年就已經開始了對五十年代的理論進行修正。他開始重新評價史達林主義及其統治。因為史達林已經去世十年，史達林主義和納粹一樣，實際上已經可以作為一個經驗主義的題目來進行研究。

他在〈人和他的政府〉一文中提出了和過去流行的一些看法完全對立的觀點，他認為，「在史達林極端的、個人化占據主導地位的階段，黨失去了更好地處理問題的位置，這也成為有十幾年以上的黨代表大會（1939-1952）中黨不再存在的一個象徵。對此，很多人認為，史達林時期是蘇聯最為極權主義化的階段。但是，看起來似乎應該是：把史達林時代看作是這種專制的腐敗，或者變態反常時期更為恰當，這就如同我們在看以往其他類型的專制時，所看到的那種類似的變態反常現象那樣。」

在他六五年第二版的《極權主義獨裁和專制》一書的修正中，尤其是其後緊接於此的三篇論文中，〈理論變化和極權主義的實踐〉（1968），〈極權主義：最近的理論〉（1969），〈極權主義展望：三個觀點〉（1969），他強調了他在哪些地方繼續堅持他的觀點，在哪些評價上做了修正。

對此，對於他最早認為，史達林和希特勒政權提供了一種典型的極權主義獨裁的模式，現在他認為，這存在著一個極大的相差。這兩個極權主義的原型並不是典型的，而應該被看為是一種蛻化，變形的形式。史達林死後的發展，「改革的共產黨政權」才在走向「正常」的極權主義！

把史達林極端的、個人化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看作是極權主義的腐敗，或許更為恰當。圖為1956年布 達佩斯居民推倒史達林雕像。（Getty Images）

為此，弗里德里希的這一修正的結果進一步擴展了極權主義概念的使用範圍，它在一方面使得這個理論在經驗範圍內的應用得到了擴展，在另一方面則在分析的具體內容也有了相應的改變。這尤其是在關於恐怖問題上，由於南斯拉夫的鐵托也是一個極權主義統治的典型案例，為此，在恐怖主義問題上，人們看到在極權主義政權下是可以有所放鬆的。

恐怖不再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問題，而是作為極權主義對於威脅的一種微妙的多重反應使用的手段。而對於恐怖手段，則有不僅是生理的，而且還有心理的。弗里德里希把詆毀、社會的尊重和蔑視，特別是祕密警察的存在，也作為共產黨所慣用的心理恐怖手段。至於究竟使用哪一類的方法，則要看處理危機的具體需要。為此，弗里德里希提出了極權主義的進化，或者說演化問題。

極權主義通過改革不斷修正自己，擴大它的社會存在的基礎及穩定性。這種改革與擴延將使得特殊時代，特殊的極權主義，如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最後到達一種在「通行的、能夠流行化的極權主義」（popular totalitarianism），而在這種能夠流行化的極權主義中，恐怖將更多地存在於宣傳中，為此，在這種情況下恐怖和共識就變成了連體雙胞胎。

弗里德里希認為，正常的極權主義統治是一種內化的極權主義，在它的統治下大多數鎮壓都成為是被鎮壓者自己造成的，自找倒楣，自己碰撞紅線的結果。恐怖將被看成，根據被鎮壓者離開社會固定的界限的多少而衡量如何及採取怎樣的手段。

在一般化、流行化的極權主義社會中，恐怖變成一種控制社會的常規功能，如何採用它將和政權的「安全度」緊密相連。為此，恐怖就不再如以前說的那樣，是一種貫徹革命的意識型態的必要手段了。

極權主義的「振盪」
和「實用主義」

在史達林去世後，共產黨人看到了危機而在政治上重新做出調整，並且開始把它制度化，它們對於自己內部的決策機制結構進行了實用性的轉化。為此，就出現了一種虛假的多元的意見和思想的表達現象，意識型態似乎也不能像以前那樣，作為教條學說的大廈，富有成效地指導和規定人們的行為規則，告訴人們最終的理想狀態是什麼。極權主義意識型態的統治功能，在共產黨的這種所謂制度改革中退化為僅剩下一系列的忠誠口號。弗里德里希對這個轉化的解釋是，極權主義意識型態現在從觀念變成一個與行為有關的最機動的動態實體。

為此，弗里德里希在功能關係上修改了他對於極權主義的理解，它反映了那一段歷史時期理論對於現實改變的適應。他的基本觀點是，儘管在共產黨改革派中出現了明顯的結構改變，但是，在他的極權主義理論中所做的結構分析還是沒有被否定，不能夠放棄。為此他認為，獨裁者跨越了史達林主義的高峰，用下坡返回的方法來增加對於矛盾和鬥爭的控制，對這個現象，不能夠把它看作是一種「解除極權主義」，或者說極權主義是在向傳統專制、威權專制，及功能性獨裁專制的倒退演進，而只能被看作是一種極權主義獨裁專制自身完善化、規範化的努力。

弗里德里希的這種觀點同時也強化了這個看法：通過更為大眾化、流行化的改革，改革派改革了的共產黨制度，就更加類似法西斯及納粹的制度和社會。它們之間具有了更多的可比性。

對於這一反向演變，弗里德里希一方面並不把它看作是法西斯主義回潮的明顯證據，另一方面，他同時提出這是共產黨改革的一種推進發展。這個兩叉現象，弗里德里希認為，它意味的是，極權主義的迴圈特徵。按照這樣的解釋，極權主義獨裁統治就會在一個圓圈中運動，所採取的社會鎮壓會有時候增加，有時候減少、減小。

為此，弗里德里希認為極權主義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不同特徵，並不意味著其發展變化了，不再是極權主義，而是一種微觀結構的「振盪」，一種在更多的強力控制還是稍微小一些的控制之間的震盪。

對此，弗里德里希認為，極權主義統治不會由於不斷增加的暴力鎮壓而走向最後的崩潰。共產黨為了避免失敗絕對不會拒絕其他的方法。但是，批評者認為，這個看法卻也提供了對弗里德里希自己的振盪論的反駁：有可能出現除了振盪意外的第三條路。這就是說，這個統治集團的菁英有可能更獨立地遠離它的意識型態的目標，而更為實用和機會主義，甚至可能不小心越出界限。

弗里德里希的這個理論修正，在當時被認為，是否能夠接受它將依賴於未來極權主義的發展和結束是否會真的如此，也就是說依賴於政治上的歷史性的實際結果。對此，大約他的批評者們也沒有想到，後來蘇聯在八十年代的末期，戈巴契夫居然就應驗了這條預言。可很多生活在這個幻想中的中國知識界的人八九年等來的卻是天安門大屠殺。

弗里德里希的討論，他對於共產黨改革派的這個看法使得極權主義理論在此進一步得到一個三階段的反題，它把對於極權主義研究的視野再次推遠了一步。

極權主義問題，由最初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經過了納粹和史達林主義以及其後的演化是否類似的分析討論之後，再次被推向前臺。而這一次，通過弗里德里希的討論，發展變化了的共產黨獨裁政權重新再次成為研究的焦點問題。這個研究也把對共產黨和法西斯主義在經驗現實的統治結構上的類似性的認識，導向了一個更高的階段。

而與此同時，他的這個理論所含有的價值基礎，即由於他所進行的不僅只是經驗主義的理論研究，而且也還含有政治上的推論和預言，所以它在現實中也就變得更加工具性。為此，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在六十年代後的冷戰時期，曾經被作為民眾通俗教育的意識型態而在西方社會加以推廣。

（待續，限於篇幅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