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不廢是斯文

（網路圖片）

周敦頤之《通書》有云：「文所以載道也」。這大概是我們所能找到的「文以載道」的最為貼切的出處。不過，文以載道的思想卻是自古有之。確切的說從造字之初，中國人的文字就被賦予了「載道」的使命。於是每當世道大衰時，就會出現一些有志於以文濟世的人，強調文章的道德內涵與教化作用，以文風變世風，比如，宋朝的古文運動。

不過，說起那一場古文運動，對文字之惡習以為常的現代人不免會有所誤解，以為不過是文人間的拔旗立幟而已。事實上，那是一場有其原因，有其必要，有其效應，有其影響的道德回歸運動。

從唐末以至五代，中原王朝頻繁更迭，天下動盪，讀書人多汲汲於仕進以為利祿之途，甚者流連曲中，以豔詞相誇，仍可以中進士，奪狀元，所以有句話叫作「進士輕薄」。這種情形直至宋初還有痕跡，譬如柳永之所謂「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所以柳永屢遭黜落並非如他自以為的「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而是他的文章實在不合時宜，他大概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處在一個不只重文才，更重文德的時代。而如五代進士之輕薄，何談參政輔國，更惶論傳道授業了。

事實上在柳永之前，關於文風之賑救，就已經有人首倡其議了。此人正是活躍於祖宗朝的柳開。他提出「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又說「文惡辭之華於理，不惡理之華於辭也」。有意思的是這位宋初文壇上的活躍人物其實更接近一個武人。他不僅善騎射，任武職，性格上亦也尚氣自任，喜歡結交豪傑。也許在宋初時候，要想在文風未開的文壇上闢出一條路來，也只有這樣透著武人氣質的文人，才能有此大刀闊斧的勇氣，才能有此劈荊斬棘的魄力。

不過，就文字本身而言，柳開的文字並不算成功，病在矯枉過正，每每詞澀言苦，令人難讀。但他對文章要「古其理，高其意」的倡議卻是與整個社會，特別是與當時理學之興堪稱同步，在此背景下，柳開之後，有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同時而出，發理學之先聲，與文壇相呼應，特以石介對柳開尤其讚賞。此三子者雖於文學未有大建樹，而於學術上則對文以載道之思想大有助力。

於是宋興七十年，宋初文壇基本達成遠革五代之俗惡，近退西昆之浮華的共識，但尚未形成迥於前代之風格。彼時文學之士，可為戰國之文，可為漢魏之文，獨不能為宋文。直至廬陵歐陽修之出，文學泥古之狀態始有突破，有宋文風為之一變。

天聖九年的春天，歐陽修來到西京洛陽，他的上司錢惟演愛山，愛水，愛詩，愛酒，愛才，對其幕下的青年才俊們，更是呵護有加，不僅不讓他們承擔過多的工作，還縱容他們遊山玩水。不過，這並非是馭下不嚴，而是他不想讓這些青年才俊們累於政事俗物，從而過早的摧折了靈氣，障礙了文學的修習。這真是只有文人之間才有的心靈相通。在悠遊嵩山的歲月裡，歐陽修結識了當時名士尹洙、梅堯臣，日為古文歌詩，久之，歐陽之文不僅道淳德粹，又為山水間的靈動之氣與蕭散意態所感染，如行雲流水，一路深入淺出自然而然。

《文心雕龍》有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章貴在真，要發於真心，要出於自然。這也是歐陽修極為強調的，所以他疑石介文字太怪，諷宋祁文字太古，勸王安石「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而歐公之文字，譬如春風之疏暢，容與閒易，意豁如也。

此外歐陽修造就後學，其功尤大，與之同列為唐宋八大家的蘇洵、蘇轍、蘇軾、曾鞏都是他的門生。蘇軾為《六一居士集》作序，將歐陽修比為韓愈，又云：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乃知歐陽修在這一場古文運動中堪稱領袖人物。

歐公歿後，宋代文壇最為活躍的兩個人物一為王安石，一為蘇軾。王安石之文發平實為浩瀚，而又波瀾老成，時有奇崛之語，連蘇軾也不得不放筆道「此老野狐精也」，蘇軾之文更是縱橫跌宕，獨步當世。連王安石這樣一向高自標許的人物也不得不折服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此人物」。不過，二公在古文運動中卻使各領風騷又千年。

王安石學問尚理，嘗說：「人在少壯時，應當講求天下正理，卻閉門學作詩賦。」他擅長以古文闡經義，所謂經義之體，堪稱前代所無之首創，後世八股之開山。熙寧年間，王安石更定科舉法，不再以詩賦取士。不過，凡事有利有弊，科舉罷詩賦，策經義，又使天下學子唯誦經義，不重文辭，正所謂過由不及，最後王安石自己亦不得不嘆道：「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

在變科舉一節上，蘇東坡與王安石針鋒相對。坡公嘗言：「王氏之文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己。」就是說，蘇軾喜歡王安石的文章，但不喜歡王安石將自己的文章審美變成天下文章的標準。在蘇軾看來，「使人同己」後的文風單調劃一，幾如黃茅白葦，遂以一枝凌雲健筆，飽蘸了天地之靈氣，散行縱橫，寫出了宋文令後世難以企及的境界，小至短劄隨筆，大則萬言之章，立意出人意外，行文自然天成。

蘇軾當時，有蘇門四學士者，將蘇軾文風發揚開去。蘇軾身後，天下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至有俗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說的正是能寫蘇氏文章者，會很吃得開，不能寫蘇氏文章者，大概就只有吃菜羹的份了。蘇文之大行於時可想而知。

蓋文之所以載道，講究的是有文有質。以文害質故然不可，以質害文，亦非所取。文質兼備，互相表裡，才是真正可以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的好文章。所以宋代文人們所苦心力索的又哪裡只是文字章句之雕琢，實乃文明不朽之事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