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大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人類社會從農牧時代進入工業時代,然後因為新科技的推動,進入了一個所謂的資訊時代。然而,按照美國大師級管理專家杜拉克的話說,新的時代並不是所謂資訊時代,而是一個創新的時代。

杜拉克的論點很簡單,過去二、三十年以來,雖然科技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其他如生產、銷售和服務模式的創新,也同樣為這個新時代奠定了基礎。這一論斷現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和國家所認同。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大陸,甚至香港才有政府希望或者鼓勵社會創新創業的政策。

然而,創新不僅是一種行為,也更是一種意識形態,或者說,創新和創業不簡單地是一種技術領域或者營商模式的創造和變化,而更多的是一種思維模式或者社會文化模式。全球近十多年以來有關創新的研究數不勝數,但基本上可以歸結到幾個基本點,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社會寬容,不但寬容失敗,也要寬容異己思維,以及主流或者政府不習慣甚至不喜歡的各類內容。

和幾位離港多年又回來工作的朋友聚餐,大家不約而同談到香港社會創新創意的低落,尤其在文化創意方面,香港過去十多年來真的乏善可陳。這一點,倒和杜拉克等大師所預言的情況十分相似,因為沒有社會寬容,也就根本就談不上創新。

最近半年多來,香港發生一系列和當局擠壓文藝創作和文藝活動的事件。這些或許只是表面的偶然事件,但其所反映出來的深層問題,卻足以令港人思考香港的未來將如何發展。

中國大陸雖然經濟發展,但其社會體制和社會文化明顯仍然停留在工業時代,它的發展依靠大資本和重商主義。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明顯缺失了一個「寬容教育」的過程。而本來以「自由」為特點的香港,近年也逐步回歸到一種不予寬容的環境,這是我們民族的宿命,抑或是文化封閉政策的必然結果?

杜拉克在談到新時代的時候說,未來只有兩種國家,創新國家,和其他國家。這有點像上世紀說的工業化國家,和非工業化國家,前者代表了先進、發達和富裕,後者當然代表了落後、貧困。

佛教說今日之果緣由昨日之因。香港也好,中國大陸也罷,如何選擇今日的政策,實際上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未來。對升斗市民來說,可以用腳投票,做水往低處流的選擇,但對當權者來說,這種選擇決定了一地一國之長遠未來,豈可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