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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的思潮可說是二十世紀歷史舞臺的中心問題,但在中文界,這方面的研究卻付之闕如。(Getty Images)

二十世紀被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討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本文為此系列文章最末篇,筆者系統地談了自己對於在引入介紹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中的感受,包括對概念本身,對如何治學,乃至對於文化問題,尤其是中國學界引入西學時的一些歷史性的教訓。本文有些對應的西文的概念或單詞,在不同的語式中意思並不相同,在中文中很難直接找到對應的意思,為了區別務請讀者注意有些字詞的不同,例如「極權」和「集權」,這描述的是兩個不相同統治狀態,不是筆誤,而以前在中文世界中一直是混雜使用,這是不應該的。在這種努力中,筆者越發地感到,離準確和全面反映西文政治學中的這些想法,還是遠遠不夠,真的深入研究還是必須要看原文。這裡筆者不過是要告訴中文讀者,在當代思想史中,在西方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弗里德里希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研究的發生、發展史,西方學者對於弗里德里希的討論和批評,為我們對思想史,乃至更廣泛的學術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極為豐富的案例:從具體的思想問題,研究物件、方法的展開,到學界對此的研究討論、批評和質疑,都堪稱是一個典範。為此,筆者認為,冷戰時期弗里德里希關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歷史,給我們中國學界的啟示可以概括為以下六點:

對中文在這領域空白的質疑

沒有人可以否認二十世紀是一個極權主義世紀。因為從十九世紀末期極權主義思潮就迅速地在政教分離後的西方蔓延,並且擴展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它不僅很快地攫取了歐洲一些國家的政權,而且直接帶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直到1989年,極權主義的問題都是二十世紀歷史舞臺的中心問題。對它的研究、探討和爭論更是二十世紀思想史、學界的核心問題。因此,本文對於冷戰時期,弗里德里希極權主義理論的介紹,首先讓中文界可以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在思想史上,在二十世紀歷史上如此重要的,如此豐富的討論,在中文界卻幾乎沒有引起注意。為此,它在中文世界不相符的地位和現狀不僅是不應該的,而且這本身就是一個中文界思想史的典型的案例。所以,在筆者對於弗里德里希極權主義理論的介紹中,我認為第一個或許是最重要的疑問和啟示就是:這個起於七十年前,甚至可以說九十年前的討論,在早已經被捲入全球化的中文世界、中文學界,究竟為什麼沒有引起深受這個問題之害的中國社會及其知識界注意,是兩代人的無能還是思想方法出了問題?是文化及語言隔閡問題及還是政治社會問題?

這是一個要想準確理解、認識時下中文世界,所不能夠迴避的問題。

認識論、方法論是最根本的問題

任何思想及思想史問題都和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分不開。而對於當代思想史問題,由於研究者自己就處於產生問題的社會及歷史現實當中,因此使得思想及學術問題和當代社會及政治問題更無法分開。但是,思想史和思想問題卻和現實政治的意識型態問題,也就是政治觀念問題不是一回事,對於理論思想的學術探討更不是政治宣傳。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的提出及討論給了我們一個極好的認識什麼是學術和思想研究,什麼是意識型態的案例。

冷戰時期弗里德里希關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告訴我們,學術研究的方法,政治學方法和哲學式的談論方法的區別,使用不同方式的概念模型邊界條件不同,所能夠說明的問題也不同。這同時告訴我們,對於思想和思想史的學術研究來說,它所涉及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是為了研究和澄清思想問題,而不是思想理論問題為社會和政治服務。同樣,思想研究不是沒有價值問題及觀念傾向問題,而是在研究中告訴對象自己的理論及描述所具有的,或者所導致的傾向,讓對方判斷接受與否,判斷你的理論是否更為有效和可取。但是意識型態化的所謂研究,或稱它為政治宣傳則是貫徹自己的思想,強迫對方接受甚至到達強詞奪理。它把自己所謂研究中的價值判斷作為真理的判斷,非黑即白的判斷,為此這樣的意識型態化,觀念化的所謂研究,方法唯一的就是以論帶史,目的是貫徹自己的觀點。不僅不準備否認或者修正自己,而且也不允許對方不接受自己的觀點。為此,這樣的討論問題,既不需要了解歷史及社會,也不需要審查自己的方法及概念。

極權主義專制是西方所獨有的思想文化傳統產物

極權主義問題是歐洲,基督教文化傳統社會產生的問題

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以及對它的批評性的討論都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今天我們面對的共產黨問題,是基督教社會世俗化產生的問題,是西方的問題。而正是這個極權主義問題,不是杭亭頓所說的東方文化問題,為二十世紀帶來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災難。因為戰爭和迫害,人類有幾億人喪生。人類生存的環境——地球也遭遇到從來沒有過的物質破壞和污染,包括蘇聯共產黨的產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和擴張,它的發源地都是在歐洲。

民主與憲政,憲政與基督教文化傳統的關係

對於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的探究進一步告訴了我們,具體的民主與憲政,民主與基督教文化傳統問題的探究對於我們認識了解今天的問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這尤其是對現代人在普世價值人權、自由和民主基礎所相適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尋求中,更有著非常根本性的意義。

憲政可以說是基督教文化思想框架下的產物。它是從宗教信仰中的上帝為世界立法,在政教分離後演變為世俗國家的根本規範。就如同利茨曼在批評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中,以及在德國滑向極權主義的歷史中所顯示的那樣,憲政意味著一個由上到下的走向結構,它帶來的是國家和權力高於個人。在憲政下的個人權利,民主權利是聰明的憲政智慧的結果,而不是唯一結果,最高目的。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憲政不是目的,而應該是實行民主的手段之一。實在說,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憲政,議會必須服從於個人人權,所以當代才會有更多的關於舉辦奧運會,關於大型工程,乃至修建核電站、水庫的公投。

民主、極權與基督教文化傳統的關係

對於民主和憲政問題關係的考證又告訴我們,民主和基督教文化沒有關係,它不是基督教文化產生的。這本來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因為誰都知道,文藝復興興起的原因是因為中世紀宗教禁錮帶來的黑暗,而衝破這個黑暗的是希臘精神的復興,也就是希臘的人性、民主和科學精神的復興。

民主和科學是希臘傳統,是曾經被基督教窒息並且推向後方的歐洲思想文化。對於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討論涉及的其實也是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思想的關係。


基督教帶來人們對於宗教的信仰,生活態度,人與宇宙的關係,對生命的認識,但是不帶來民主和科學。(Getty Images)

但是,這裡的探討絕對不是簡單地否認基督教對於人及社會的積極作用,而恰好相反,它讓人們認識到,基督教的積極在於它作為宗教,在關於人生及社會的倫理價值問題上,而和民主及科學無關。這是一個如同一二三一樣的簡單的道理。

為此,這個討論告訴我們,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和文藝復興後復醒的希臘傳統的不同傾向,告訴我們基督教文化傳統和科學與民主的關係,基督教文化傳統和教條與專制的關係。而這就進一步告訴我們:近代專制,極權主義專制徹頭徹尾地是基督教世俗化的結果。基督教帶來人們對於宗教的信仰,生活態度,人與宇宙的關係,對生命的認識,但是不帶來民主和科學。

為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清楚地看到,百年來西方自由主義學者探究極權主義來源的兩條線索:

一條是卡爾.波普為代表的思想家,在認識論基礎上的探究讓他最後集中到對古希臘的柏拉圖的思想研究;

另外一條線索就是阿隆等自由主義學者的探究,他們從文化思想上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最後集中到世俗宗教,基督教文化傳統所帶來的問題上。

這是兩條清晰的、對於兩條不同的西文文化思想的淵源的批判性的反省和審查。

西方當代思想史和政治現狀的矛盾告訴了我們什麼

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理論的討論還直接給我們釋放了很多直到今天還非常值得借鑒、深思的問題。實際上從這個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冷戰時期,當西方感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對於極權主義的共產黨政權的本性認識非常清楚。他們面對的這個共產黨產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意味著什麼,是否意味著他們已經不再是極權主義了,他們能夠遵守一般的人類社會及倫理規範了,在弗里德里希對於他最初的理論的展開、修正中非常清楚地告訴了我們他們對此的認識。

這也就是說,西方人非常清楚,中國共產黨及其改革不意味著他們改變了,西方人也非常清楚,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宣揚的也根本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可能用中國人沒有民主和人權傳統來解釋中國這半個世紀的極權主義專制。為此,這就令筆者感到奇怪,為什麼這麼清楚的,在六十年代初期後就有的認識,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今天,西方社會的政界、學界、媒體在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就好像這一切沒有發生過一樣?

仔細思索,人們就會發現它的原因應該是,當西方感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就不僅會認真研究,而且會正視這些結論,當西方感到共產黨已經對他們不能夠造成威脅的時候,他們就會不再正視這些事實,甚至會利用這種事實。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他們利用過中蘇衝突,無視中國民眾,取媚中共謀取政治利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他們利用鄧小平的所謂改革開放謀取自己的經濟利益。本世紀他們更是更加放肆地盤剝利用中國沒有能力維護自己權益的廉價的民眾勞力,無需投資保護的資源和環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因利乘便。這中間也包括七十年代初期在歐洲興起的所謂東西方緩和政策,這個緩和政策赤裸裸地建立在,普適價值問題對東歐不普適的基礎上,嚴重地損害了東歐民眾的權益。所以,對冷戰時期,西方關於極權主義理論的討論,可以更一針見血地告訴我們,中國人,中文界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去推進努力奮爭。


當西方感到共產黨已經對他們不能夠造成威脅的時候,他們就會不再正視這些事實,甚至會利用這種事實,取媚中共謀取政治利益。圖為1972年周恩來與美國總統會面(Getty Images)

誰把希望寄託於西方,誰就一定會被西方的一部分人所嘲弄。

「拔出蘿蔔帶著泥」的西方思想問題

在筆者探究弗里德里希是如何提出極權主義理論,以及學界是如何討論他的工作的時候,不僅弗里德里希和參與討論的學者,如利茨曼的工作給了我巨大的啟發,而且對比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或者更廣泛地說中文界的學者們的情況,讓我看到了在治西學的時候的中文學界的嚴重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當然是筆者曾經一直強調的「完全意識型態化」的問題,也就是以論帶史的「真理部」的方式和真正的學術研究、思想探討的根本區別。凡是在中國大陸生存的所謂知識菁英,以及和大陸這些菁英有過交道,而沒有感到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出了問題的人,他的所謂研究一定有問題。在這方面大陸學人中最典型的就是顧准、王元化、以及下一代的金觀濤等人,都是一些偽學人,偽學問,真黨人。

第二,這一個研究案例讓我們中國學人可以看到,把握任何一個西文概念,你都不僅需要把握到它在語言和學術上的具體意謂,而且你必須了解這個概念的思想基礎,以及產生它的歷史。中文中有「拔出蘿蔔帶著泥」之說,這對於從西邊來的思想和概念來說也是如此。一個看來完全是和民主相對的極權主義理論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其他的思想理論了。

因此,無論是對民主理論思想的追求和探索,還是其他思想的借鑒,只有靠我們自己的大腦和努力,靠我們自己的分辨力。很多西方理論如果不說它是帶有毒素,至少是帶著泥,你必須要洗滌後才能夠食用。如果你沒有分辨力,那結果就一定是如五四後的那代知識菁英們給我們帶來的那種結果:一定是「1949」,也一定是現實版的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為此,我起於1969年,文化大革命後期,並且持續幾十年的思想反省帶給我的歷史教訓是,五十年後,讓我更加堅信:閱讀、介紹的方法問題,把握問題的方法論問題,思考研究的方法問題,無論從哪方面都告訴我們,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是最為重要的問題!

讀書到此,也對卡爾.波普所說,黑格爾之後德國知識分子是有原罪的有了更深的體會。對每一個德國來的知識菁英,人們都必須高度警惕。雖然如此,利茨曼也告訴我們,德國的知識傳統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弗里德里希的案例同時讓我感到,在思想方法上有根基的思想家會在思想及社會問題上不容易迷失方向,始終前後比較一致。這方面最典範的例子是波普,其次是阿隆,也就是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而對於在思想方法問題上並沒有下過清晰的努力的人則有時會有所迷失。

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智力問題

在所有的知識問題和文化問題外,還有一些問題是超越方法論和認識論,超越文化、種族、語言和思想方法的問題,這就是良知和智力問題。對於知識分子良知和智力追問,在每一個歷史關頭,每一個面臨抉擇的節點,都會變得十分尖銳。對此即使當時人們感覺不到,但是只要稍微拉遠距離,作為歷史來觀察,尤其是對比的時候,就會立即被清楚地看到。這就是筆者在本文為什麼特別描述了二次大戰後的思想界的狀況。

二次大戰勝利後加繆和薩特的爭論牽扯的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問題。

良知問題儘管是一個形而上學問題,一個無法證偽的問題,但是至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極權主義迫害,以及八九年共產黨集團的崩潰的經驗事實告訴人們,薩特們在面對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加繆的四個判據是有道理的——薩特在這四個良知的判據上是出了問題。倘若我們承認加繆的判據,那就要追問中國當代的各類知識分子,追問自己,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什麼樣的人。

二次大戰勝利後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涉及的是智力問題、研究的能力問題。

歷史是偶然的,準確的把握能夠讓未來道路變得平坦,而錯誤的理解則會自欺欺人、甚至作繭自縛造成災難。在歷史事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知識人,既可能如諸葛亮那樣未出茅廬即知三分天下,也可能演繹新的「蔣幹盜書」。四五年後對於極權主義的討論以及冷戰的歷史證明了這點,而在另外一個幾乎可說是類似於四五年勝利的八九年後,各類知識人的表現及歷史作用也再次顯現了這樣的可能走向。

利茨曼的探究代表了當代對於普適價值、民主等歷史性的社會問題的繼續探究。它顯示的是,1989年柏林牆崩潰後,有很多知識分子利用了這一勝利,繼續沿著過去百年來對於這一思想史,歷史的根本問題,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繼續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在這一傾向的潮流中在法國出現產生了《共產主義黑皮書》,及對它的激烈的討論,福萊特的《幻想的破滅》,在德國則還有九十年代中期後在大眾汽車公司的資助下,德國學者邁爾集合西方學者的研究出版了三巨冊的《極權主義與政治宗教》等一批研究成果。

事實上,這個探究,本來在六十年代後就已經越來越涉及到根本問題,如阿隆,在他八三年去世前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世俗化宗教問題,而邁爾關於政治化宗教問題的研究也是起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後期。

然而,對於八九年後的思想史不幸的是,這個類似於四五年後思想動向被福山和杭亭頓,充分利用了當代媒體社會的特點,吹來似是而非的迷霧,把它引入了另外一個方向。而伴隨思想史的當代歷史更是讓誰也沒有料到:本來在八九年感到樂觀的歷史發展,今天在歐洲產生了二次大戰以來的最大難民潮,最尖銳的帶有宗教色彩的意識型態的衝突,各類繼續極權主義問題的極端化集團的衝突。

和利茨曼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的看法類似,筆者認為,對於時下的難民問題,歐洲和世界各類問題的討論最後一定會追溯到二十世紀初期後產生的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各類歷史現象都可以在那裡找到根源。

概括這一問題及歷史對當代思想史的啟示是:徹底根除產生極權主義問題的土壤,普世價值人權和民主的真正實現,只有在徹底反省並且改變了今天的後基督教社會及其文化以後。

思想界的這個討論則再次告訴我們,知識分子、思想問題的討論,可能引導社會走入較為平坦的路,也可能步入死巷。

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可影響到的卻是政治和社會!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