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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演化成去年席捲歐洲的難民潮,也成為全球化形勢逆轉的轉捩點。現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反對 自由貿易與移民。(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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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世界大事件當中,應當首推全球化進程逆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WTO的年會,向來是全球經濟領袖這些菁英的聚會,但最近這次三大世界經濟組織召開的會議上,這些全球化推手們開始討論長達20餘年全球化進程遭遇到的抵制。這倒並非他們改變了觀念,而是急遽變化的世界形勢迫使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

經濟領袖們
如何表述全球化的困境?

有關全球化影響的經典陳述如下: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人才的國際流動更容易;富國、發展中國家、窮國將在這一進程中統統受益。當然,隨著全球化版圖的擴張,隨著全球化打包發送的還有普世價值,只是中國拒不接受。

而移民演化成去年席捲歐洲的難民潮,則成為全球化形勢逆轉的轉捩點。現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反對自由貿易與移民,就連全球化主帥美國,左右翼民粹主義也通過2016大選由虛入實,讓今年大選成了一場污泥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日前在美國華盛頓特區開年會,就把制訂對這一潮流的反攻計畫列入議程,把美國大選和英國決定退歐所滋生的政治風險和不確定性列為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迫切問題。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在會上直言:從英國脫歐公決,到美國狂攻全球化的競選造勢,有一個共同的導火索,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對菁英、對政治和經濟領袖失去了信任。

美國2016年大選是各國經濟領袖高度關注的話題,因為共和黨參選人川普的言論吸引了眾多選民,讓他走上了總統競選的辯論臺,有參會者將本次大選稱之為「反全球化狂潮」。美國本是自由貿易最大的鼓吹者,也是全球化當之無愧對的第一推手。在世界經濟領袖聚會之時,白宮主人是誰尚難定論。因此IMF會議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世界經濟菁英紛紛提到他們對保護主義、對全球化面臨存亡危機的恐懼,同時避免直接提到川普的名字。但他們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也有那麼一點不放心,認為民主黨另外一位參加初選的總統候選人桑德斯就是以批判全球化的面目出現,現在民主黨推定的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正向桑德斯靠攏。

英國退歐步伐堅定

在歐美國家中,英國是唯一一個不憑熱情而憑理性做事的國家。退歐的選擇並非心血來潮,在BBC的政論片當中,關於英國退歐的專題片少說也有20多部,從歷史到現狀,從50年代就參與歐洲一體化談判的政府官員,直到當今歐美政界、經濟界的各種大腕,再到英國的中小企業主與工人,記者採訪了各類人物,其中有一部我印象至深,那就是《Paxman在布魯塞爾之誰主沉浮》(Who Really Rules Us),該片從歐盟近於荒謬的香蕉法、黃瓜法談起,記錄了記者隨同一個英國公民自發組團訪問歐盟之旅。

這幾十位英國公民在訪問歐盟的數天中,向歐盟議員及工作人員,以及歐洲大陸國家的人士詢問了各種問題,涉及極廣,最後集中於兩大問題:1、英國在歐盟的議員並非民選,而是任命,因而不能對本土選民與納稅人負責,所立之法不反映英國公民意願,卻強迫英國公民遵守;2、英國在歐盟中,失去了主權地位。結果是:歐盟制定的法律,大部分不適應英國國情,導致法律多了不少,司法卻陷入混亂無所適從狀態。記者與訪問者對不同年齡段的法國人、比利時等國的青年人都問了同一個問題:加入歐盟到底有什麼好處?得到的回答幾乎相同:我們成了一個5億人的大家庭,在世界上變得更有力量。

至於英國媒體的態度,我已經在〈世界共同的焦慮:受眾對媒體的信任弱化〉一文中談過,歐美媒體大都受政治正確之惑,影響了它們作為「社會風險瞭望者」(普利策語)這一角色,但在保守主義傳統尚存的英國,媒體表現截然不同。在6月23日英國舉行公投決定是否退歐之前,英國各大小報刊並不輿論統一,主張留歐、退歐與觀望的都有,這些媒體幾乎都用頭版、新聞和評論版聚焦周末開始的最後衝刺中雙方毫釐不讓的肉搏。因為媒體觀點不一,受眾可以兼聽則明,這比德國媒體保持與政府立場一致、自覺保持政治正確的社會影響好得多。

一個不被觸及的英國退歐理由:
主權獨立

一般公認,維繫歐洲一體化的是三大核心支柱,即歐洲共同體、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司法內務合作。日前,英國新任首相特雷莎‧梅宣布明年3月以前英國將正式執行《里斯本條約》第50條法令,開始脫歐程式,最遲在2019年就會告別歐盟,恢復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英女王下次發表國會演說時,還會加入《大廢除法案》(Great Repeal Bill),將其中1972年歐洲共同體的法案移除,讓英國再次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與西方其他國家領導人相比,首相特雷莎‧梅是個善於審時度勢、極有主見的人。她原屬退歐派陣營,也反對中國在英國欣克利角核電站的專案。但她接任首相之後,面對國內留歐派要求二次公投的壓力,非常堅定地表明,公投只有一次,決不會有第二次。並且出於現實考慮,恢復與中國在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上的合作。

世界普遍認為,英國脫歐是反全球化,但全球化是不是都對主權國產生正面效應呢?未必,比如最近瑞典籍歐盟反種族主義和不寬容專員Christian Ahlund要求媒體隱瞞恐怖分子的宗教信仰。這位專員認為,英國的hate speech(仇恨言論)在上升,脫歐後更甚,因此「敦促英國政府對其記者進行更嚴格的訓練」,不要報導恐怖分子的穆斯林信仰。英國否決了歐盟這種管制新聞的要求。(FREE SPEECH CRACKDOWN: Europe tells British press NOT to reveal if terrorists are Muslims)

《大廢除法案》與英國拒絕接受歐盟輿論一致的要求,實際上是英國對全球化下的歐洲融合運動的否定。歐洲融合運動的終極目標是消滅國家主權,負責歐洲憲法的副總長朱利亞諾‧阿馬托(Guiliano Amato)2000年7月12日接受La Stampa採訪時說:「我寧願慢慢前進,並且將主權一點一點擊碎,以及在此過程中,避免從民族許可權突然過渡到聯盟許可權……沒有(單個國家的)主權,我們就將不會有極權主義。民主不需要君主。」

英國在做的事情,正是恢復一個主權國家的法律系統,而歐盟消滅主權這點,英國最先感受到。

全世界都在看美國

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既是領導者,也是當之無愧的第一推手。世界各國領導人都將川普當選視為全球化的剋星與災難,儘管美國2016年大選早就由問題導向(issue oriented)變成了人品導向(character oriented),希拉蕊的勝算似乎增大。但世界經濟領袖們仍然擔心,希拉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繼續扛起全球化的領軍大任。


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美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都將受到抑制。(Getty Images)


英國《金融時報》10月10日發表〈美國大選的表與裡〉,作者不糾纏於大選表面的喧鬧,而是直辟美國的「裡」,作者認為,無論大選結果如何,美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都將受到抑制。具體而言,這些深層趨勢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結構性改革進程放緩。無論何人當選,結構性改革都是不可迴避的關鍵挑戰。但在成熟的制衡機制下,只有當總統本人對其他權力中心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和凝聚力,才能有效地進行改革。否則,總統的單邊行動就將陷入無休止的程式糾纏。作者的言下之意是:兩位候選人當中,無論是誰當選,由於本身的缺陷,對政界並無強大的說服力與凝聚力,結構性改革將很困難。第二,貨幣政策不確定性增大。第三,民粹主義風險由虛轉實。川普是美國右翼民粹的代表,而且在桑德斯的衝擊下,希拉蕊也需要取悅左翼民粹選民。因此,無論大選結果如何,民粹主義都將登堂入室,並在政策實踐中有所體現。

全球化進程的逆轉,2016年只是開了一個頭。唯一的辦法就是面對這一局面並想辦法解決全球化負面清單上的問題。

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