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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藏在萬聖節裝飾品套裝中的匿名求救信,將瀋陽馬三家勞教所的奴工迫害置於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之下。寫這封信的法輪功修煉者孫毅,於近期逃離中國。圖為孫毅在北京的留影。

2012年末,一封來自中國勞教所,夾在萬聖節裝飾品套裝中的匿名求救信輾轉到美國俄勒岡州,使得瀋陽馬三家勞教所出現在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

寫信的法輪功修煉者孫毅於近期逃離中國,終於以真名實姓露面。


文 _ 李新宇 圖片提供 _ 孫毅

「先生:如果你偶然間購買了這個產品,請幫忙轉送這封信給世界人權組織。這裡處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數千人將永遠感謝並記住您。……」2012年10月,一封藏在萬聖節裝飾品中的求救信輾轉到了美國,震驚了國際社會。

美國俄勒岡州女士朱麗.凱斯發現了這封信,她將求救信照片放上臉書後,俄勒岡當地報紙做了頭版報導,美國聯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下屬的國土安全部門開始啟動調查。


美國俄勒岡州主要報紙《俄勒岡人報》2012年12月23日報導,一封來自中國勞教所的信藏在俄勒岡居民朱麗葉.凱斯(Julie Keith)購買的萬聖節用品當中。(網站截圖)

此事引起了《紐約時報》和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等媒體的強烈關注。中國馬三家勞教所被置於國際鎂光燈下,中共勞教制度及其酷刑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經過幾個月的探尋搜索,CNN找到了寫求救信的這位男士,並於2014年11月6日對他進行了專訪。為了保證他在大陸的安全,採訪中他化名「張先生」。

「張先生」說,2008年他被關押在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被迫奴工勞動,期間他把二十多封信偷偷塞進了出口的萬聖節裝飾品中。他還講到了自己因為堅持信仰遭受長期酷刑。CNN出於安全需要,在視頻中對他的面容做了馬賽克處理。

2014年12月,曾任《紐約時報》特約記者杜斌在香港出版了《馬三家咆哮——從東半球到西半球的墓誌銘》,也記錄了他找到的這位匿名寫信人在馬三家勞教所的經歷。書中寫道:「他說,他是『在馬三家期間受酷刑折辱最嚴重的人之一』。」


杜斌採訪孫毅的經歷,寫就了《馬三家咆哮》。攝於香港田園書屋。(余鋼/大紀元)

2015年,以這位匿名寫信人為主人公的敘事性非虛構文學《馬三家來信》在《大紀元》網站連載,同樣為了當事人安全起見,書中給他化名「張良」。

2016年12月6日,「張良」到了海外;現在,他終於可以公開自己的真實姓名:孫毅。

孫毅簡歷

孫毅,漢族,定居北京。1966年10月9日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1987年從大連工學院船舶內燃機專業畢業。1994年起在北京中油測井公司任職,至2001年9月30日,因修煉法輪大法被公司除名。

十幾年來,他多次被非法關押,遭受了嚴重的酷刑迫害。

2001年10月至2002年7月,被北京朝陽公安分局綁架,先後被關押在北京朝陽看守所、「北京市法制培訓中心」(即洗腦班,位於北京大興區天堂河勞教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俗稱公安七處)和北京市公安醫院病犯科,期間多次被野蠻灌食和上「燕飛」酷刑。

2002年10月30日至2002年11月30日,被北京石景山區公安分局綁架,先後被關押在北京石景山區看守所和北京市公安醫院病犯科,期間被野蠻灌食和上「燕飛」酷刑。

2003年6月至2003年8月,在廣州天河看守所和廣州第一勞教所,被關押42天。期間在洗腦班、看守所、勞教所和醫院,被野蠻灌食和上「穿針」酷刑。

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在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和洗腦班,被關押7個月,期間在安全局看守所和醫院,被野蠻灌食和上酷刑。

2008年2月19日至2010年9月8日,被判勞教,在遼寧瀋陽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和一所三大隊被關押2年7個月,期間被強迫從事奴工勞動7個月;遭酷刑折磨24個月,酷刑除野蠻灌食,還包括「抻床」「上大掛」「上開口器」「死人床」「關小號」等。

從馬三家獲釋後,孫毅一直默默地居住在北京。2012年,他在馬三家勞教所寫的求救信被朱麗.凱斯發現後,引發國際關注。2014年11月,他接受CNN採訪,承認自己寫了求救信,但沒有公開真實身分。


孫毅在北京的留影。

2016年4月20日,孫毅正在外地,北京石景山分局突然非法抄家,並向其家人追問其下落,致使他有家不能回,再次流離失所。11月29日,孫毅在北京通州法院準備旁聽同修的庭審被綁架,四天後因身體原因被取保。12月6日,孫毅成功逃離中國。

記者:您寫的這封求救信三年前曾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由於以前您一直沒有公開身分,很多人都很關心您在大陸的情況,您可以講講您出國前的狀態嗎?

孫毅:雖然求救信在國際上曝光,但因為我在大陸,所以一直比較低調吧。但2016年4月以後,剛剛比較安穩的生活又回到前些年迫害嚴重時的狀態,與我經常密切聯繫的法輪功同修陸續被抓,我也因為警察抄家,甚至追捕到我的家鄉,我再次有家不能回。為了防止監聽監控,我不能給親人打電話,甚至有時只能在乘坐公交車或地鐵行進中打開手機網路與人聯繫。刮鬍刀、牙刷等洗漱用品每天我都隨身帶著,因為居無定所嘛,不知晚上到哪裡借住。那個時期,妻子每天晚上都要等候到我報平安的信息,才能放心入睡,否則就會擔心我是不是又出事了。

其實從九九年後,我多次流離失所,妻子就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我們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樣用電話聊天、溝通感情。有一次我在外面,為了給妻子報個平安,就用公用電話打了她單位的電話,後來單位領導找妻子談話,她才知道單位電話被監控了。求救信的事在海外曝光後,她就更加不安了,擔心中共會對我進行報復。這些年我基本不用手機,而主要用網路聯繫,妻子用微信也只是發一個表情圖案,暗示關注一下郵箱,不敢多說什麼。

出國前一周,我怎麼也沒想到,僅僅因為旁聽同修的庭審,我就被綁架了,幾天後我闖出拘留所時,一起被抓的二十幾個人仍被關押在看守所裡。出來後,我決定要逃離這個國家。決定出國的那個晚上,妻子緊張得都神經過敏了,在家裡都不讓我大聲說話,生怕走漏我出走的消息……去機場的那天清晨,北京又是陰霾天,我感覺也非常壓抑,直到順利通過邊防檢查前,心都一直吊著,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出境。

記者:出關後您有什麼感想?

孫毅:禁止出境的事給我印象特別深,我曾經的辯護律師江天勇就是不久前被禁止出境的,王治文也是幾個月前在機場被撕毀護照禁止出境,我知道很多同修也都出現了被限制出境的情況,近期看新聞又了解到目前有更多的維權律師以及他們的家屬都被限制出境了……這意味著,如果你被上到他們內控的黑名單,你可能就會被禁止從正常口岸離開中國,而且你毫不知情,一直要等到你買好機票、準備好一切,到最後一步出邊防時,才會通知你。這特別讓人感受到中共政權的陰損毒惡,讓人感到一種出離憤怒、一種徹底的無可奈何、一種莫大的污辱。所以出關後,我最大感想就是:終於獲得自由了!終於從這個無形的監牢中逃出來了。

記者:您給朱麗.凱斯的感謝信中說,「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就像一座大勞教所。」現在中國勞教制度已經廢除了,迫害還是那麼嚴重嗎?

孫毅:對,勞教制度已經廢除,馬三家等勞教所也都解體了,環境似乎有了一些寬鬆,但對法輪功學員無形的監視、監控迫害並沒有停止。2015年僅在北京,我認識的幾個同修,因為印發真相傳單、打真相電話、講真相、控告江澤民、掛條幅,甚至在自己家門口貼副春聯都有可能被判好幾年,每逢中共開個什麼會,或者「4.25」、「7.20」敏感日期,都會有我熟悉的同修被抓。

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姐約好第二天早上在地鐵站見面,可是左等右等沒看到人。後來才知道她一大早被一夥警察堵在家門口,又一次被抓捕了,再後來知道她被判刑一年半,到現在也沒出來。不久前的這一次,我和其他同修僅僅想去旁聽同修的庭審,就被抓了二十多人,這種濫權執法已經到了超乎常識的程度了。

還有,現在全方位的監視設備、網路控制和封鎖、電話竊聽技術,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越來越被加強來對付法輪功和其他弱勢群體,使中國民眾的人權狀況和生存空間被壓縮得越來越狹窄。這一切都使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技術現代、裝備齊全的最大勞教所。

如今,我已經成功逃出中國這個牢籠,也是不幸中的萬幸吧。但想想那些已經被判刑、即將被判刑及還在被關押的同修,想想給我辯護的江律師被「失蹤」後沒有任何音信,心裡真不是滋味……

記者:能談談這些年您在國內主要做什麼嗎?

孫毅:九九年迫害前我在北京一個公司工作,2001年因為受迫害被單位除名,此後我就沒有工作了。我就一直開始在大陸做專門的技術支援工作,主要給法輪功學員提供各種技術幫助,比如電腦、手機、列印機等相關設備的調配、維護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幫助他們突破網路封鎖,如果不能突破網路封鎖,國外的信息傳不進來,國內的信息也傳不出去,那麼人在中國就成了聾子、瞎子,也很難溝通,很難形成整體來共同對抗專制極權,迫害就會更加嚴重。這是抵制中共專制的基礎性建設。目前在大陸做技術支持的人越來越多,人們翻牆也越來越容易了。

同時我也致力於讓一些老年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能很快學會使用電腦、輕鬆上網的普及技術工作。

記者:到國外後,您有什麼感想?

孫毅:在自由社會待時間長了,就不太能感受到自由的可貴了,更多可能感受到的是生存壓力及對異域生活的不適應吧,包括孤獨、懷鄉、想念親人等等,那就看你把什麼東西看得更重要了。這一點我覺得有些動物比人類更容易保持天性吧,比如狼,它寧可享受自由,孤寂地在曠野外辛苦覓食,甚至也可能會餓死吧,但它絕對不會願意被關進籠子,讓人類豢養以至終老。而很多人,在極權體制中,因為無奈、因為孱弱、因為監禁太久以致絕望等等許許多多的原因吧,漸漸地就喪失了這點追求自由的天性了,用他們的話說:「只要能活著就行了,要自由幹什麼,當飯吃嗎?」所以怎麼說呢,只能說是人各有志吧。

記者:以您為主人公的非虛構文學《馬三家來信》詳盡描述了您遭受的酷刑,對普通人來說駭人聽聞啊,請問這些描寫與您實際遭受的相符嗎?一些酷刑插圖是您親手畫的,是嗎?

孫毅:關於酷刑,那本書除了人物是化名外,敘述得非常真實,沒有虛構。而且,在我郵寄求救信之前,我遭遇的酷刑還沒有嚴重到這種程度。

畫畫對我太難了,當時想的是,如果我自己能把酷刑場景描繪出來,應該比畫家畫得更真實吧。我沒有學過畫畫,而且也不習慣用紙筆畫,那些圖是我在電腦上畫的,擦了無數遍才畫成。

在馬三家的法輪功專管隊裡,最早的酷刑是高壓電擊,但電擊留下的疤痕,很難在短時間內褪去,這樣就留下了迫害證據。所以後來警察們學會了抻刑,他們認為抻刑比電刑好,簡單易行,幾條被單加上一個架子床就可以了,能使人極端痛苦,如果把握好分寸,又不容易留下明顯外傷。

這張畫的只是抻刑的一種姿勢,其實抻刑有很多種姿勢。上刑地點是在專管隊大隊長辦公室,那裡當然沒有監控了,屋裡專門放了這個普通的鋼架子床,警察的警服啊毛巾啊有時就掛在上面,床板一卸,這個架子床就成了刑具。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抻床」,《馬三家來信》插圖。(孫毅繪)

當時給我上刑是隊裡每天例行的公事,警察被分成三組,在不同時段給我上刑,他們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輪流過來上刑。

一種抻刑姿勢習慣後,身體通常就麻木沒有痛覺了,再繼續抻就不起作用了啊,於是他們會增加上刑次數和強度。後來呢,他們就反覆測試你在各種角度下的耐受力,發明出各種花樣抻法,還給這些抻法起名玩,什麼「金雞獨立」「五馬分屍」「劈大叉」等等。總之就是想方設法把我的身體拉抻到最痛苦狀態吧,為了加大痛苦,警察也會用菸燻嗆我,所以我畫了一支菸伸過去。其實他們經常是點著一大把香菸放在你鼻子下面燻你。

抻刑之後把人放下來,通常身體就不過血,麻了,警察就派幾個勞教人員給你「鬆骨」,就是讓你血脈流通,他們踩胳膊、踩腿,把腿抬起來回來去地彎,捏每根手指頭,一方面不讓你出意外,一方面是讓你恢復痛感,恢復痛感再上刑才起作用。

為了讓行刑不出意外,隊裡配備了專門的醫生,隨叫隨到。醫生的職責就是提供被酷刑者的真實身體狀況,協助警察做出相應的判斷和決定,保障警察上刑工作的順利進行。

當然,這種酷刑還是有人會受傷,一般不是骨傷,是筋被抻壞吧,我見過幾個腿筋被抻傷的法輪功學員,像中風病人那樣走路,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殘疾人呢。

「勞教所的酷刑發展成為一種非常精緻化的邪惡迫害。」

作為《馬三家咆哮》、《馬三家來信》兩書的主人公,孫毅是在馬三家遭受酷刑最嚴重的人之一。被問及在馬三家的兩年半中,有多長時間在酷刑中度過,他平靜地答說:「這些酷刑是一樣一樣換著用的,也有組合在一起用的,只能籠統說兩年吧,有放鬆的時間夾在裡面。」

記者:這張「上大掛」,被酷刑的人後面怎麼還有一個棉被?為什麼腳畫得那麼大?

孫毅:這也是我的親身經歷吧。

在「上大掛」的時候,人有時會痛不欲生,極度痛苦中可能會用後腦勺磕撞架子床上的鋼管,所以警察會在那地方墊床棉被,護住頭部,用警察的話講就是防止自傷自殘。他們非常有經驗,事先把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腿浮腫可以消腫,傷筋了也可以養好,但看得見的外傷不就留下證據了嘛,所以不能讓你有外傷。不僅頭後面有防護,連手腕的銬子上都纏著棉套,它的目的,有時候不是讓你死或者讓你傷殘,它只想折磨你的意志,讓你處於生不如死的生存狀態!


「我在馬三家教養院上『大掛』」,《馬三家來信》插圖。(孫毅繪)

勞教所的酷刑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非常精緻化的邪惡迫害,比如行刑的地方不叫「小號」,而是叫「特管室」。他會說因為你想自傷自殘,所以需要「特殊看管」,陰損的行徑被包裝成所謂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在北京調遣處,2008年的時候,據說人性化管理了,不許隨便用銬子銬人,於是警察就發明了「人肉銬子」——讓兩個「包夾」(看管我的勞教人員)用他們的四肢夾住你的四肢,迫使你一動不能動,這是比上銬子還難受的,也是我親身經歷過的。

把腳畫得那麼大,是因為當時就是那樣。長期上大掛,最痛苦的就是這個腿和腳了,小腿比大腿粗很多,像大象腿一樣,腳腫得像巨大的麵包,襪子和鞋肯定是穿不上了,只能踩在鞋上,而且小腿和腳會滲出一種帶血的黏液。

極度睏倦中,最痛苦的事就是睡過去,一睡著,身體就會「掉」下來,手腕被固定在銬中,結果銬子就切進了肉,巨痛就把自己疼醒了,而且是一次又一次連續的折磨。隨著你睏倦的程度,時間間隔會越來越短,他們用這個方法讓你長期不得睡覺。我最長一次是連續8天9夜,估計是受這種刑時間最長的一個人,是極其痛苦的。沒有經歷過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記者:這張圖畫的是您被捆綁在一個刑具上嗎?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組合:「死人床」與「上開口器」,《馬三家來信》插圖。(孫毅繪)

孫毅:這個不是刑具,其實就是普通的醫用護理床,勞教人員把它叫做「死人床」;嘴上戴的東西叫開口器,是給口腔做手術時用的醫療器械。同架子床一樣,任何東西都能被警察用作刑具,這個酷刑就是警察利用治病救人的醫療器械來折磨人。

用開口器撐開嘴,開始是為了絕食時方便灌食,後來你不絕食它也給你長期戴上,它就成了刑具了。長時間戴開口器,口腔肌肉就會被撐得無力收縮,下巴脫臼,拿下開口器嘴也閉不上了,下巴合攏不回去。畫上的這個「包夾」,曾經拿著木頭馬扎打我的頭,有時他往我嘴裡吐痰、撣菸灰,有時往我眼睛鼻子裡抹辣椒麵、芥末油和大蒜,因為整治我,他後來立了功,提前解教回家了,勞教所專門獎勵這種人。

酷刑組合——四防與長期單獨嚴管、死人床與上開口器。(孫毅繪)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金雞獨立,《馬三家來信》插圖。(孫毅繪)

在這個下面有軲轆、中間有便溺口的「死人床」上,我躺了七八個月,因為雙手戴銬,我被放下來的時候,左胳膊韌帶拉傷,雙腿肌肉萎縮,不能行走,一段時期的恢復後,行走仍有困難,連一個很小的臺階我都不容易上下。「解教」回家後經過煉功,我才漸漸恢復,經過幾年後才恢復正常。

這個開口器我畫了三天都沒畫成,後來我躺在床上用手機自拍自己張開嘴的樣子,然後照著照片畫,那時我才知道,畫畫是可以「臨摹」自己的呀。

記者:您給自己的親人看過關於您的書嗎?

孫毅:我曾把《馬三家來信》這本書當作生日禮物送給母親,後來聽一位和我媽關係好的同修阿姨說,母親看書後,哭了很長時間。這對她來講太殘酷了!她畢竟是個母親,怎麼能承受呢?兒子受苦,疼是疼在母親心上……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呢,所以每次回憶這事,我都受不了,痛悔不已……

每次我出事,對母親都是非常大的打擊。她夜裡睡不著覺,擔心我的生命安全,經常做噩夢,半夜驚醒,所以心臟就非常不好,她的去世跟我受迫害有很大關係。我這次出走,沒帶什麼出來,但帶了一些我母親的照片,只能是多思念思念她吧……

這些年我經常流離失所,不在家,警察就經常騷擾我妻子,問她我在哪裡、幹什麼,不修煉的妻子甚至還被抓到洗腦班去洗腦!所以妻子太痛苦,一度曾經拒絕看這本書,也不願意知道我的事情,對她來說,看這些就像再次經歷折磨一樣。她也是總睡不好覺,夜裡經常做噩夢,甚至有一次做夢與我一起到了國外,還是流離失所的狀態,得不到安寧。

本來我們是剛剛一起過了20周年結婚紀念日,又突然出事,我不得不出國。這次分開,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在這個國家,許許多多修煉人的家人、親人、朋友,可能都在過著這樣的生活,可能因為很小的一件事情,隨身帶了一本書或一枚護身符,或者手機裡有法輪功的電子書,或送給人一張真相光盤,或者只是翻牆或到朋友家串門等等,就會一下子改變命運,從此失去工作、被迫離家或被關到監獄、勞教所裡,然後就是長期的奴工勞動、體罰虐待侮辱,然後就是孩子、老人沒有人照料……沒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個家庭遭到滅頂之災,這樣的事太多了。還有些人就此失去生命……

「這些酷刑在全國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記者:在大陸,您所遭受的這類酷刑很普遍嗎?對您實施酷刑的警察都是什麼樣的人?後來受到什麼處理嗎?

孫毅:我所遭受的這類酷刑在中國大陸是普遍存在的,目前更多是發生在法輪功學員身上,在其他如上訪的、維權的及犯罪嫌疑人中也有,但不會如此嚴重吧。

比如謝陽律師(大陸維權律師謝陽是「709」大抓捕事件的在案人之一)受酷刑的細節最近在國內外得到廣泛關注,是謝陽有機會通過律師接見把消息傳遞出來,更多人受酷刑的事實因為各種原因都被掩蓋和封鎖起來,官方媒體不會曝光,即使有些能在自媒體上曝光,也很快會被刪除「和諧」掉了。在中國,無論你是誰,凡是堅持真理、堅持維權的人,最後幾乎都會遭受酷刑。

在中共血腥統治的歷史上,酷刑現象幾乎無處不在,非常廣泛,只是因為中共對媒體的嚴格管制而很少人知道真相而已。只有少數個案為人所知,比如文革時期對所謂「右派」林昭的虐殺,對李九蓮的活摘腎臟器官,還有大家都知道的張志新被割喉行刑。

法輪功學員受酷刑,大陸民眾關注得少,很少會主動了解和傳播,主要是中共長期恐怖統治造成的吧,與中共不一致、關注這個群體就會有危險。於是民眾本能地對中共插手的事採取迴避態度,避免惹禍上身,這也是民眾在中共的高壓下以求自保的一種方式吧。

我所經歷的這些酷刑,據說是從馬三家女所、以及錦州勞教所、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那些地方學來的,那個時期全國的監管場所都互相交流學習整治「法輪功」的先進經驗,所以這些酷刑在全國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我所在的馬三家教養院法輪功專管大隊,由於暴力整治法輪功工作有成效,當時曾被評為省級先進單位,大隊長提升為所長,下手狠的警察也都立了功,得到了獎勵和晉升,書裡說的就是實際情況了。

一般給我行刑的都是年輕的警察,對法輪功的整治成果直接與警察的附加工資、獎金掛鉤,也是警察晉升、立功的機會,其實是中共以利益誘惑來讓他們犯罪吧。有被動參與的,也有少數良知尚存的。我知道有一個學法律的小警察,因為不願參與這些,後來被排擠走,去看監所大門了,警校畢業的一般下手就狠些。

我受酷刑情況曝光後,家裡就給我請了江天勇律師,幫助我家人到處發信、控告責任警察,所以後來他們有所收斂,我所在的法輪功專管大隊最後也解散了。聽說那幾個責任警察後來也沒升上去,也是替罪羊吧。

記者:除了身體的摧殘,據您所知,酷刑會還給人留下什麼後遺症?

孫毅:酷刑迫害的後遺症各種各樣,這跟每個人身體、心理承受能力都有關係。嚴重點的,會精神不正常,會出現錯亂或臆症,有的是人格分裂,像「709」李春富律師就比較典型了,他被關押放出後就確診精神分裂;還有就是失憶、健忘等等。

我聽江天勇律師講過,他在洗腦班被酷刑折磨三個月後,出來連自己最常用的信箱密碼都記不住了。輕一點的會出現心理障礙,比如多疑、不信任、沒有安全感等等,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怕」。還有就是消沉、冷漠、自閉、不願與人交流等等,也有受挫或是氣餒的感覺。


2016年6月,孫毅(左)與江天勇律師合影。(孫毅提供)

其實你看看大部分中國人那種明哲保身、迴避政治、對人權和正義事件表現出的冷漠狀態,就知道中共這些年的極權統治和酷刑迫害對國人所造成的影響有多深重:使中國人整體上產生了嚴重的心理變異。

只有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強的人才不會留下太多的後遺症,他們因為戰勝了酷刑,所以會有一種經歷粹煉後的成熟和堅強,一般都是有信仰的人。

記者:您覺得如何能制止酷刑的發生?

孫毅:我認為,通過國際輿論壓力會使中共有所收斂,但卻不能治本,酷刑可能會變得更隱蔽、更黑箱操作。因為共產制度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酷刑是制度性的必然產物,就像腐敗現象一樣。所以要治本的話,就得結束這個根源。

系統化的酷刑最早針對法輪功學員,後來針對上訪者,到現在是竟然對人權律師也用酷刑,範圍越來越擴大。

「雷洋事件」說明,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也不再有安全感了。極權制度下,民眾都遲早會感受到這個殘酷現實的,一批批的人都在覺醒,都感覺不能再繼續沉默了。

目前中國民眾發起了各種反酷刑聯盟、聲援活動,這也是一種覺醒吧。民眾覺醒的過程也是解體中共的過程,當更多民眾從中共的黨、團、隊邪教組織脫離出來,拋棄它,中共的解體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