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選舉之前,有關「中央不任命」的各種說法甚囂塵上,並且直接針對具體的候選人,有名有姓。這種說法,如果真是北京最高層的意思,則將給香港未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對香港一國兩制造成極大衝擊。

為此,大紀元向多名北京權威消息人士反復確認,都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即: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

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習近平目前最擔憂的問題,是中美關係,包括兩國經貿和地區合作的問題,一旦這個關係破局,中國將會十分被動。因此,習當局並不希望在香港,甚至臺灣,出現較大的混亂。尤其是香港,如果未來出現大的麻煩,將給中國處理複雜國際關係帶來很多的掣肘。藉由這樣的判斷,才有習近平「不欽點」,以及「三個候選人中央都信任」的說法。

本來,這是一個簡單預測。因為假如真的發生獲選特首不被中央任命的情況,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則無存,北京政府的信用因此破產,而由此在香港所引起的各種連鎖反應,更是任何人都難以預料。

但問題在於,確實有不少所謂「不任命」的聲音。究其根本出處,大約都可指向某些具體的執行部門,而在這些執行部門的後面,也的確可能存在最高層某些人士的推動。所以,有關「中央」的這個模棱兩可的概念,就頗為耐人尋味了。因為,最起碼在香港選特首的這個問題上,好像北京有不止一個中央存在。

其實,香港社會存在的問題並不複雜。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增長之後,香港已經進入了一個發展瓶頸,跨越這個瓶頸,需要一些結構性的進步。但香港的特區政府並不是一個完整意義的行政權力機構,比如稅制調整、資本控制、利率、匯率等問題,香港特區政府都沒有完整的控制權力。香港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能決定移民進入資格的關稅區,甚至中國大陸的城市,都可自行決定給什麼人給予或者拒絕發放「戶口」。

2012年,香港的堅尼係數,已經高達0.537,遠遠超過聯合國貧富懸殊警戒線。通常而言,政府必須經由調整稅制和福利政策實行二次分配,但香港不行。

香港的十大家族的年收入,占據了香港GDP的三成多,而其中九個家族是地產商,因此香港資產占有的懸殊,更是極為嚴重。香港的高地租,明明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但缺乏政策工具的特區政府卻是束手無策,毫無辦法。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恰恰強化了這一問題。因為特首的權力來源,一是香港的商界(因為他們可控制大量功能界別),二是中央的各個功能部門和利益團體,而恰恰兩者卻又高度結合。

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從來都是社會發展的兩個基礎,就像人的兩隻腿一樣,只有分別向前邁進,才能平衡地穩定前進。缺乏了社會公平的跟進,無論祭出什麼樣的專業理論,最後必然導致社會大撕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香港占中運動,固有政治上的分歧,但究其根本,無非卻是中低產階級中,那些對前景相當絕望的年青人的情緒宣洩。

香港特首權力形成的特點,決定了特區政府政策必然大幅度傾向權貴和商界。依我看來,這才是「中央不任命」中「中央」的真正含義,在這裡,「中央」其實赤裸裸地就是這些具體執行部門官員和商人們的利益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