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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自由先鋒的《紐約時報》,已經落入共產圈套。圖為《紐約時報》記者張彥(Ian Johnson)的 著作《野草》的不同版本。(亞馬遜網路)
無標題文件 共產主義的追隨者們在前蘇聯篡奪政權,是1922年,但奠定這個共產國家基礎的,是1917年的俄國二月和十月革命。到今天,100年過去了。共產政權百年之際,出現了許多反思共產主義對人類荼毒的文章。美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也發表一系列有關共產主義的評論。但《紐約時報》中文版今年2月張彥的文章〈共產黨是如何引導中國走向成功的?〉,卻真正的讓人們跌破了眼鏡,感嘆紐時為何如此自相情願的走入了共產主義的圈套,發出了《人民日報》才能發出、中共大外宣計畫夢寐以求的聲音?

張彥是加拿大人,後來歸化成美國人,英文原名是Ian Denis Johnson,主要工作在中國和德國。他曾是《華爾街日報》駐北京的記者。2001年,張彥因報導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獲得當年的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2004年,張彥出版了他的《野草—當代中國的變化的三個故事》(Wild Grass)。筆者十幾年前寫的〈開高速公路鎖不鎖車門?〉一文中,還提及張彥(炎恩‧約翰遜)的這本書。張彥在德國研究穆斯林世界,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於2009年再回中國。

令人遺憾的是,張彥的這篇文章中,許多觀點和例證都站不住腳、經不起推敲。張彥的標題,直稱中共引導了中國「走向成功」。人們不禁要問,張的「成功」定義是什麼?如果GDP數字有假呢?除了經濟,中國的傳統文化、國民的道德水平、人們的政治權利、自由權利、沒有污染的環境,難道不是衡量「成功」的標準嗎?還有,張是從什麼角度去評價「成功」的?如果從中國人民的角度看,中共特權階層、既得利益集團之外的人民都不會認同;但如果從中共的角度看,中共也許是相當「成功」的,因為中共即便在共產政權的鼻祖前蘇聯垮臺、東歐共產國家解體之後,居然還能支撐到如今……。

張彥所稱道的,是中共的幹部制度。他承認,在西方,政策是通過法律制定的,然後由公務員來執行。但在中國,「政策的實施取決於幹部。他們得到完成業績的明確指標和目標,然後被告知去做事情。」「政策轉變的方案是通過幹部制度來管理的,而不是通過制定法律。」如果張彥認為這也是中共管治的「成功」之處,這簡直是在侮辱中國人民的智慧,並認為中國人民不配享有一個完美的法治體系。人治在中國造成的災難,從毛澤東到江澤民,中國人民深惡痛絕;一個不需遵從法律、而任由貪官肆意橫行的社會,不是後共產黨時期中國人民的選擇。

張彥所引述的,中共制定長期政治目標,比如工業或技術現代化,把資源集中到優先領域,在發展初始階段「是一種長處」。這看起來是一種長處,但實際上是短處。即便在發展初級,中共的資本主義工商改造,也遏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所謂的集中國家資源,就是「舉國體制」,中國人知道的很清楚。舉國體制在體育上的「成功」,除了讓中共有可以自詡的資本,跟中國百姓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如今,連中共自己都發現打「舉國體制」的體育牌沒有太多的用處,中國人也不那麼在意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的表現了。

張彥推崇中共的一個關鍵因素——試驗。「中國深度官僚的體制是如何出人意料地靈活。」「這種靈活性誕生於共產黨的革命實踐。」西方人可能覺得這種全國性的「試驗」是高效、迅速、而有效的,因為西方民眾經常詬病民主制度在決策、實施方面的緩慢和低效。但中國人民卻更清楚的知道缺乏民主機制、監督機制、和草率決策的惡果。
從土法煉鋼到三峽大壩,到江澤民倉促決定鎮壓法輪功,中共的深度官僚體制不是高效,而是專制、獨裁、盲目、浪費和隨意。

張彥覺得疑惑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官僚制度是如何得到這種在東歐沒有看到的適應性的」?他認為「這是由於中共的具體歷史經驗」。這個結論也非常荒謬。中國社會的「適應性」,不是中共獨有的特點,中華民族向來就具有極強的包容性、適應性、同化能力和學習能力。中國五千年歷史中,融合了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特徵,包括對統治了中原幾個朝代的外族勢力的高度同化和融合。

張彥發現「中國模式不可重複」,「因為這些其他的國家沒有一個具有中國特殊歷史和特徵的共產黨」,「當人們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時,中國的經驗是一個永恆的問號。」

的確,中國模式是不可重複的,因為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比中共更邪惡、更殘暴、更嗜血的暴力集團,也沒有比中國人更容忍、更能吃苦耐勞、忍氣吞聲的人群。中共是「集大成者」,它不是集了世界各國優秀民族的長處,集了自由世界民主和法治的特徵,而是集了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歐洲歷史上的黑暗、俄國人的暴政等人類最卑劣、最低下的品質和性格與一身的邪惡團體。中共模式不是好的,中共模式在東南亞、在委內瑞拉、在非洲國家的借鑒和實施,給當地人民帶來災難。實際上,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希臘、冰島、在歐洲各國,也把西方文明拉下了水。中國人民知道,西方模式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中共的共產主義模式,肯定是世界上最壞的!

三年前筆者在〈馬克思的詛咒正在中國實現〉中指出,中國經濟的全面危機,加上中共政權的政治危機,使得即使是鐵杆的中共文人,也在反思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理論雖然是一百多年前針對資本主義的預測,但其憤怒和充滿敵意的詛咒及臆測,描述的現象,正在當今中國展現。中國目前面臨的產能過剩,正是馬克思所預見的「生產過剩」。這些會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特徵,正導致中國經濟陷入迷茫。中國不光有房地產的過剩,還有原料過剩、產能過剩、運輸過剩和能源過剩。

張還擔心,如果習近平患重病,中國政治制度會發生什麼?「這個制度已變成圍著他轉的。或者,如果發生小的軍事衝突,民族主義力量將會如何反應?」是的,這恰恰就是共產政權的弊端,而不是其「成功」之處。美國人不擔心川普生病,或共和黨下臺,但中共和金正恩都擔心生病或下臺。現在,紐時的編輯部裡,看來也有人在擔這個心……。

(因篇幅有限略微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