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戰後國際納粹審判】關於阿倫特的「惡之平庸」 (下)
——「惡之平庸」在西方紛爭不息半世紀
(第530期201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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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圖片)

文_ 還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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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特的「惡之平庸」
為什麼走紅?

上述種種對中文讀者也許是一個震動。在「惡之平庸」的原生地西方,這是確實發生過、白紙黑字有記載的事情。只是在這個詞的中文在「拿來」過程中失真了,給了受眾一個假象。真相不難了解,簡要概括的西文辭書上都有介紹,沿索引的線索也可以深入;何況在一個網路時代,詞條輸進去,資料不怕找不到,只怕應付不了。偷工減料偷懶的「拿來」不必說是失職——有負受眾也愧對原創,這樣「拿來」產出的東西不必說沒有價值。

讀者也許會反問,對「惡之平庸」不是也有認可與好評嗎?阿倫特在西方不也是很有名嗎?是的。因此在動筆之前,筆者也閱讀了解這個面向。讀到那些對阿倫特「惡之平庸」的肯定,鮮少看到有新材料確證阿倫特的說法或深入的分析論證,大多停留在為阿倫特背書。

觀察這個概念以及阿倫特本人在德國——這個特殊境遇所得的承認,對於了解戰後德國的歷史不無意義。阿倫特及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德國獲得好評,是正逢其時,合了德國那個時候的社會氣圍:忘掉過去,對身後的「過去」三緘其口或避重就輕。面對對納粹罪犯的審判和追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惡之平庸」出自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人阿倫特之口,可遇而不可求。奧斯維辛審判開庭的時候,法庭前的警衛對進入受審的納粹被告行禮致敬,有圖有真相,那是1963年底。

並且不只於戰後德國當時的社會氣圍和時代精神,還有國家機構在身後。戰後不是民主政府了嗎?——不錯。納粹國家不再,但是納粹國家的雇員聯邦德國的新政府中基本留下,這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影響了政府政策、司法和行政。最近(2016)公布的德國司法部《羅斯堡文件——聯邦德國司法部和納粹時代》(《Die Akte Rosenburg–Das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die NS-Zeit》)專案研究結果表明,1949~1973年間聯邦德國司法部170名高級官員中有77%即134人有納粹背景,其中90人為納粹黨員,34人為衝鋒隊員,有15%直接來自納粹司法部。

六十年代初期奧斯維辛審判阻力重重步履維艱,主持和推動奧斯維辛審判的黑森州最高檢察官鮑爾在給朋友的私信中時有流露,「身在司法界如同置身於流亡」,「一走出辦公室,就踏上一個充滿敵意的外國」。阻礙和壓力從何而來?來自國家——戰後的聯邦德國政府。以總理府為例,聯邦德國初建的1953~1963十年間,掌握聯邦總理阿登納總理府事務十年之久的辦公廳主任即前納粹司法部官員、參與制定和負責解釋臭名昭著的「紐倫堡種族法」的格羅布卡(Hans Josef Maria Globke),他的職權包括建議部長任命人選,專設機制監視他們的忠誠度,建議並參謀總理阿登納的重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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