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戰後國際納粹審判】關於阿倫特的「惡之平庸」 (下)
——「惡之平庸」在西方紛爭不息半世紀
(第530期201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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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圖片)

文_ 還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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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經歷過納粹時代的德國人蒙森指出,對猶太人工業化的屠殺當時一般人可能不了解,但是「毫無疑問,德國人知道,那些都是公開遣送的猶太人必面臨殘酷的命運」。阿倫特於艾希曼犯罪行為發現「平庸」的地方,歷史學家蒙森指出「納粹制度即建立於對令人不適意或凶殘現象集體排斥的機制,艾希曼是這一機制的典型,用無關緊要的美德(筆者注:例如服從、勤勉、盡職)論證屠殺的正當性」,而「官僚菁英的道德冷漠,遠在1933年之前」。

在阿倫特飽受爭議的論題及其嘲諷挑釁的議論方式背後,蒙森注意到其中她特殊的個人因素: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她「德國——猶太人身分認同上的困境」、「主觀上明確的猶太人意識與以觀念論和浪漫主義為特徵的德國文化傳統無法割捨的聯繫之間的緊張」,還有「她對海德格從未真正熄滅的青年時代的戀情」,而出身同化了的猶太人中產階級家庭,本質上「阿倫特始終保持為深入骨髓的布爾喬亞」。這些都不容忽視地參與影響了她對納粹艾希曼的判斷、對猶太人和戰後納粹審判的態度及其令人不無保留的表達方式。

涉及阿倫特的論題本身蒙森指出,例如關於「最終解決」阿倫特的解釋漏洞不少,「有的地方不自洽,資料來源上缺乏足夠的證據」。

從思想理論上觀察依蒙森,阿倫特「始終在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及其菁英和非政治姿態的影響之下……她理論著作狹義政治哲學的局限明顯地表現為排除社會問題在外」。論說方式上,「她聞名遐邇的知性的吸引力在於其獨特的把彼此顯然不相容的東西辯證地連接在一起的論辯」,「阿倫特典型的辯證法論證方式可回溯到她與早期存在主義哲學的密切接觸。反歷史的基本特徵……也貫穿於阿倫特的所有哲學以及報刊文章中。她因此能夠打破實證主義的專業化傳統,把種種非常不同的時代體驗以啟蒙思想的名義知性地強制糾集在一起,以一種萬有的結構展示她令人著迷的見解,自然也不免生拉硬扯的構造」,至於思想方法,蒙森一再直接而明確,「基本上,她沒有方法,而是用印象派的移情把不同物件捏合到一個以本體論統合的整體之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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