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口,在歷史上一直徘徊在5000萬到8000萬之間,到了明朝之後才開始突破一億。而真正突破,則是在清朝的康熙年之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比如歐洲人口17世紀之後才大幅成長。

這其中的關鍵,在於一些新的植物食品從新大陸被引入舊大陸。玉米、薯仔(土豆)和番薯(地瓜),為農業生產帶來很大變化,為增長的人口提供了食物基礎。

這是物種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實際上,目前全球生物科學中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就是保障多樣性。因為誰也不知道,某一種生物在未來的人類發展中會不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現代企業的發展,也證明了經營的多樣性,可以保障企業的永續發展。多少曾經叱吒一時的超大型企業,最後變得奄奄一息。1910年美國道鐘斯指數中的上市企業,最後只有幾家存活到現在,無一不是依靠了當初企業產品和經營的多樣性。

對社會發展來說,地區和社區的多樣性,同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哪一種模式會脫穎而出,變成未來發展的模版。

中國人在這方面本來具有先天的優勢。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有巨大成就,正與此有關。鄧小平確定設立特區,並以香港為模版,發展出外向型的經濟新模式,後來更由趙紫陽在中共13大上提出開放沿海14個特區,全面複製廣東從香港模仿來的模式,這是現在中國取得成就的基礎。

然而吊詭的是,作為一個專制制度,中國的中央政府卻不自然地一直試圖消滅版圖中的多樣性。這在近代現代工業化之後的中國顯得更為突出。

中國大陸由於自然地理的原因,原本具有十分不相同的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但中共政府在過去幾十年的最大努力,就是削平這些特點和特性,使之成為一個單一結構。

現在,這樣的命運降臨到香港。

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社會具備非常多中國大陸所不具備的特點。包括法制,包括政府治理制度,包括自由媒體監督下的自由體制。這個被很多大陸官員和學者視為彈丸之地的小地方,能夠有後來的發展,當然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這從四小龍的橫向比較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因此,維持香港和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體制和經濟體制,不但對香港十分重要,對中國可能更為重要。因為一個和中國不一樣的香港,可以為中國提供正面的(或者反面)的教訓。正如當年的大陸的特區一樣,香港這個大特區,未來對中國的作用難以估量。

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清醒的北京官員和學者提出「一國兩制」的平衡問題。不走樣、不變形,對於掌握完全優勢的中央政府來說,必須有一個非常清醒的自覺,否則兩制必敗於一國。但這對於政治上必須正確的中共官員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難題。尤其嚴重的是,香港官員和那些可以影響政策的大商人,會不斷向北京作出以私利為核心卻用政治正確包裹的政策建議,其弊害之烈,足以毀掉香港。

保護香港的多樣性,不但關乎香港,也關乎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