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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Karl Dietrich Bracher)(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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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

〈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一文發表在孟浪主編的《致命的列寧》(溯源書社,2017,香港)一書。這篇六萬五千字的文章全文共分四個章節,包括五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總結十月革命百年來的歷史,即為什麼總結這個歷史首先要反省改變自己被十月革命所塑造的思想框架,為什麼會選擇布拉赫教授。第二部分是介紹布拉赫教授是誰。第三部分介紹他的歷史研究和極權主義研究。第四部分介紹布拉赫教授為什麼把這一百年的歷史稱為極權主義的百年,對百年歷史的描述分析。第五部分,作者的心得。在布拉赫教授關於意識型態和極權主義研究基礎上,提出我們所說的現代社會是後基督教社會,究竟什麼是民主社會的最危險的陷阱。

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介紹布拉赫,第一次系統地從歷史的角度介紹極權主義問題的發生和演進。筆者認為是了解極權主義思想和歷史問題必讀的一篇中文文章。由於出版了紙本的書,所以這篇文章短期內不會上網。需要閱讀的朋友可以到港臺書店及郵購網站購買。此外,你也可以從這篇寫作後記了解捕捉這篇文章的一些內容。

對布拉赫教授陌生的中文知識界

今年三月十三日,是給戰後德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打下深刻烙印的著名學者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教授誕辰九十五周年紀念日。這篇發表在孟浪主編的《致命的列寧》文集中的〈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本來是計畫為這個紀念日寫作的一篇祝壽性的、帶有研究性的文字,但是由於這本文集要在三月分上市,所以這篇文章只好提前到去年十月完成。

說來話長,我是從九零年開始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走了二十多年,去年才基本走到這個研究的最後階段——冷戰時期的極權主義討論。為此,我準備在第一篇寫完關於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研究後,第二篇寫作介紹關於布拉赫教授的研究。之所以準備第二篇寫作這個題目,除了因為內容和歷史原因外,就是因為二〇一七年是布拉赫教授九十五歲壽辰。我希望用我的這篇文字在中文界作為首次系統地推崇介紹他的思想及工作的文章,同時也希望作為祝賀他九十五歲壽辰的第一篇中文文字。然而,八月初孟浪兄來信說,二〇一七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他認為這個事件決定性地影響中國這一百年的歷史,在中文世界應該認真總結反思。為此他希望能夠推出一些有分量的作品,希望我能夠協助提供,但是必須要在十月份交稿,這樣才能保證在二〇一七年第一季度出版。

孟浪,以及使我結識他的流亡詩人貝嶺,是二十幾年來我在中文界少有的幾位能夠有來往交流的,拒斥極權主義文化及權勢的作家、出版人。為了支持孟浪兄的良苦用心,我決定這篇本來計劃在二〇一七年三月初完成的文字提前到一六年十月,而且對他說下大話:就憑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及貢獻,他對德國和歐洲思想界的影響,更因為這樣的學者居然在中文界至今陌生,在二〇一七年他編輯的書中第一次問世,就一定會讓這本「紀念討論文集」在中國當代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不同凡響的痕跡。而這其實也是我以前計劃中寫作這篇文章的第三個目的。要用這篇遲來的介紹,要用布拉赫的思想來震動中文知識界。

為此,八月初,我放下了已經基本構思好,準備寫的文革五十周年的紀念文章,開始進入這篇〈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的準備工作。

儘管關於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研究情況的資料,我早已經收集準備好,但是作為更為全面地介紹他,卻的確還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資料,即關於他的生平和他的歷史研究工作。而這兩方面,由於我一直沒有特別關注,所以了解不多。於是從八月初開始,我開始收集、了解這兩方面的資料。那一段時間,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上網搜尋以及查證對我來說新發現的有關布拉赫教授的線索及資料,同時也繼續搜購有關他的研究著述。然而,在這個過程中讓我始料不及的是,九月二十一日,在我上網再次搜索我所需要的一本布拉赫的書是否能夠更便宜地買到的時候,突然發現這本原來二十多歐元的書暴漲到一千歐元。這立刻讓我感到非常不安,立即搜索德國報刊,這才知道布拉赫教授已經於九月十九日辭世。這對於我猶如晴天霹靂!它讓我悲痛,且再次深感人生之無常。而事實上遠超於此的是,就在那一個月補充資料及對布拉赫教授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的時候,我更發現,他不僅在極權主義理論研究上是我的老師,而且在德國知識生活中的經歷,在精神上及一生的奮鬥及遭遇上,都是我的楷模。而這就讓我對他的感懷之情更為強烈。為此我痛感,寫好這篇文字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有義務讓中國思想界、文化界早日,並且清楚詳盡地了解布拉赫教授及其思想工作,了解布拉赫在德國社會及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並且從中對比借鑒,中國知識界應該對過去做出什麼樣的反思及變化。

「意識型態」對於理解當代和中國問題的重要性

(一)我第一次接觸到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是在一九九零年,也就是大約二十七年前,開始進入意識型態問題研究的時候。那時,我在舊書店第一次看到一本布拉赫教授寫的《意識型態的時代》。這本出版於一九八二年的舊書對我來說如獲至寶,因為我那時候正在思索,究竟共產黨社會的文化和一般社會的文化有哪些不同,使得這個社會的知識界如此變態,共產黨社會的所謂「學術研究」究竟有哪些特點,決定了他們和一般社會的學術工作有如此根本性的區別。

說來慚愧,當時已經四十一歲的筆者,雖然一直覺得自己在文革那一代人中在思想上是領先者,但卻是第一次接觸到「意識型態」問題,並且對於書中的思想及理論還不能夠完全理解。當時最直接、最重要的收穫就是: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以及逐漸明白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究竟應該從哪裡開始。

為了理解布拉赫所說的意識型態究竟是什麼,它的歷史和社會作用,在共產黨社會中的作用,我首先從百科全書的詞條開始,找到它的定義,出現的時間、地點,有關這方面問題的研究專家是誰,他們討論了哪些問題。而也就是從那時起,我走向了「意識型態」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並且亦步亦趨、私淑布拉赫教授二十多年。對於意識型態問題,此後我雖然進一步收集了二十幾本不同的有關它的專著,但是布拉赫教授的《意識型態的時代》一書,卻始終是無可取代,甚至無出其右的一本。

為此,二十七年的經歷讓我感到,在這裡,在寫作這篇後記的時候,雖然我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包括在這篇文章我不斷地強調「意識型態」和「極權主義」問題對於理解當代和中國問題的重要性,但我還是感到,這兩個問題,它依然沒有引起中文世界的足夠重視。所以我要再次並且還會反復強調,這兩個問題——二百年前在歐洲產生的「意識型態」一詞及思想傾向,一百年前在歐洲發生的「極權主義」及其後的歷史,是理解近代,政教分離後歐洲歷史、世界歷史的關鍵問題。當代不過是亦步亦趨地複製了歐洲中世紀前的歷史,從神學到政教合一,即從代替神學的觀念問題,意識型態問題,世俗神學的產生,到代替政教合一的當代世俗政教合一制度的發生和發展。

這兩個問題,都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及社會中的現象及結果!

(二)在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筆者還要痛心地指出,我生長在一個封閉社會,一個完全意識型態化的社會,這個完全意識型態化的精神的封閉,甚至遠比信息等的鎖國帶來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它造成的就是由於這個共產黨社會,世俗宗教社會改變了你的視覺與思維,你一定是有眼無珠。

我反叛後走過二十年,到九十年代初才重新逐漸徹底地回歸到傳統社會,一般社會的思想及認識。

在這個過程中,筆者在中國大陸遇到的知識分子,包括所謂導師在內,都是入鮑魚之肆久聞而不知其臭,甚至在你嗅到臭味,指出臭味的時候,竟然會引起他們的仇恨和圍剿。就為此,二十幾年追尋布拉赫教授的經歷才讓我一下子把握到:「意識型態」問題,「極權主義」問題,是布拉赫教授一生探究的核心問題。而我幾乎可以說亦步亦趨地重複了他的這條思想之路,而就在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索,也正是在這個方向上,在布拉赫教授研究的基礎上,我做出了我這一生最重要的對於共產黨社會、極權主義問題,及當代歷史問題的認識的突破性的工作:提出政教分離後、最近二百年的所謂現代社會,實際上不是現代社會,而是「後基督教社會」。後基督教社會思想的提出,讓我一下子不僅對於極權主義問題,而且對於當代和當代思想史、政治文化史中的很多問題得到非常簡單明瞭的理解和解釋。

正是為此,布拉赫教授在我對於共產黨問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中,對我的影響及幫助如此巨大,所以聽到布拉赫教授去世的消息讓我感到非常悲痛,在痛苦中也留下了非常的遺憾。

我和布拉赫教授居住的地理位置,只有一百公里,思想如此息息相應,二十多年來我卻從來沒有拜見過他。因為我除了太專注於思想問題,而不是個人,更因為我感到自己的語言和理解能力太弱,是很初級階段的把握和認識,相見可能會浪費老人家的時間。而老老實實地收集他的著述及閱讀思考,不會減少我受他的影響、啟發和幫助。當然,隨著思想的推進,尤其是在這次寫作中,我對他的推崇甚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變成「崇拜」。因為我對他的思想,工作以及學術經歷了解越多,就越是感到他實實在在地是自由主義思想,極權主義思想研究的一代宗師。

布拉赫的歷史研究對比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一)本來我以為寫作這篇介紹性的文章時,就我對布拉赫先生思想的了解,以及我已經積累和掌握的資料來說,應該是輕車熟路,但是沒想到在八月分真的開始構思、布局的時候,不斷地出現問題。一些問題是我必須把握的,一些問題則是我未曾料到的新的發現,甚至還不斷地在思想上有新的,讓我感到興奮的推進。開卷有益——我再次體會到古人的這個教導。

由於我此前一直關注的是極權主義研究問題,因此在構思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知道還有兩部分的內容我必須補充,其一是關於布拉赫的傳記材料,其二是布拉赫在他的另外一個研究方向,甚至可以說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歷史研究中的工作及貢獻。

我當然知道,對於這兩個領域的了解和把握,是專門介紹布拉赫的文章不可缺少的。但是此前,我終究從來沒有想過全面、專門地研究布拉赫教授,更沒有想過研究魏瑪共和國,民主失敗,納粹上臺的歷史。我一直只是關心他的極權主義研究及問題,所以在準備進入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仍然還只是想把這兩方面的介紹作為一個背景材料,簡單地介紹給讀者,而並沒有期待在這兩方面會有令我驚豔的收穫。因為如果有這個期待,我早就會為這兩方面的研究深入詳細地準備材料。但是,真的是人的存在竟然是如此的奇妙:一個精采的、有才能的人,處處精采、筆筆生花。在他的知識生活中的經歷和歷史研究中,居然就如同他對於意識型態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一樣,讓我山陰路上、應接不暇,受益無窮。

布拉赫的出山之作,也就是他的教授升等論文,對三十年代魏瑪共和國的失敗,希特勒上臺的歷史研究,在我沒有深入了解他的這項工作之前,我只是以為,他在對於那一段歷史的看法上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這些看法和德國以往的史學家產生了分歧。但是當我真正開始了解他的歷史研究工作,以及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在德國歷史學界的意義的時候,我才發現,他的這項工作的歷史意義遠遠比我想像的要根本、深遠,他和德國當時存在的歷史學界所產生的對抗和衝突的激烈也超出了我的想像。


(Pixabay)


布拉赫的歷史研究在當時的德國不僅是開拓性的,而且直接對抗了德國傳統的歷史學界,知識界,德國社會的文化思想傳統。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他的觀點,他把民主制、議會制看得高於國家權力,即所謂國家利益。而三十年代導致德國魏瑪共和國走向消亡的,擴大總統制的做法,其根源就在於德國社會固有的國家權力至上的思想。而正是基於這個思想,二三十年代,在知識分子中,在各種專業領域,從哲學、政治學、法學乃至各種文化文藝作品產生對於專制的推崇,在政界及社會生活中則發生擴張總統權力、限制議會權力,破壞多黨制的存在的做法,從而最終導致希特勒徹底掌握權力。

戰爭的失敗並沒有讓德國知識界及社會感到是這種國家至上的思想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相反,如果沒有人出來清理這種思想,它甚至會潛在地激發人們重新來鞏固這類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的情況即是如此。二次大戰後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中,德國主流知識界、菁英階層堅持的依然是這種思想。但是,布拉赫卻是在魏瑪共和國失敗二十年後,戰爭結束五年後,就從事這一研究和清理工作,並且在二戰十年後的五五年就公開發布了這個研究成果。在這種意義上,布拉赫隻身對抗了德國知識界和傳統社會。

其次,布拉赫的歷史學方法,他一反黑格爾以來的觀念論,即充滿意識型態導向的那種籠統的大歷史的觀察及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一種具體的、直接從經驗歷史出發的描述、對比和分析的方法。對此,他的工作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直接從當時各種有記載的事實及數位資料出發分析,二是他的歷史研究有明確、清楚的政治學概念思想基礎。因為這樣的歷史學的方法是描述性的、並且因為沒有既定的不可觸動的觀念及框架,因此從根本上它是帶有推測性,開放性的解釋,而不是固定的答案。而正是這樣的方法導致老一代歷史學家攻擊、指責他使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

(二)在了解到布拉赫的歷史研究工作及其在德國歷史界和學界,以及對於德國社會的意義之後,尤其是剛好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周年、所謂文革結束四十周年的時候,如果仍然不能夠一下子就對比聯想到當代中國的歷史學問題,文化思想問題,那就真的是很不應該了。

這個對比的確非常直接、明顯,和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因為布拉赫五十年代初期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描述及分析不到十年前德國經歷的專制,而中國知識界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描述及分析五十年前中國歷史、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少有的黑暗及殘酷的一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何描述及分析七十年前就已經存在的,現在依然統治中國的專制。布拉赫面臨的是如何認識及反省那個曾經依附於希特勒專制的知識界的知識問題、思想精神問題,而中國知識界面臨的是如何認識,甚至可以說是如何徹底顛覆這個專制一手所造就出來的知識界的問題。

如果說布拉赫面臨的史學界不過是保守的,對啟蒙以來的學術方法抵抗的史學傳統,那麼中國已經存在的知識界,我們這兩代人所面對的幾乎可以說從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開始面臨的就已經不再是歷史學,而是一個意識型態體系,一個世俗神學的附屬物,徹底的意識型態化的歷史。

「以論帶史」不是歷史學而是像用故事來佈道。這故事可能是真也可能虛構,可能有歷史性也可能帶有文學抒情性,但是歸根結底,是真是假,是「歷史」還是杜撰出來的「文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為「論」服務,為意識型態及黨派服務,即為一種帶有教義性質的世俗化觀念系統,一個特殊的黨派族群服務。

在這樣一個所謂歷史學、歷史學界面前,這樣強烈的刺激下,如果沒有類似於布拉赫的,對於另外一種歷史方法和研究思想的追求的衝動,那麼可以說是徹底地喪失了感知和思維能力。所以讓中國人喪氣的是,五十年來對文革的記述和研究,從來沒有產生一篇類似於布拉赫的魏瑪研究傾向的歷史著述,甚至說,在中文知識界,對於百年來的民國史至今沒有產生類似於此的研究及著述。所以為什麼沒有產生已經同樣成為了一件十分嚴重的歷史問題。

思索這些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布拉赫的歷史研究十分明確地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任何一個要想進入這個領域的歷史學者都必須首先回答這兩個基本問題:

1.在方法上,一九四九年後的所謂歷史學與四九年前,以及一般社會的歷史學究竟有沒有區別,有哪些區別;

2.在思想上,究竟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以及四九年後的共產黨制度及社會,國際學界對於共產黨社會問題的討論和研究是否適合中國的情況。

在這樣一個質詢基礎上,對比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歷史的研究,我們就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國大陸走紅的所謂超穩定結構歷史研究以及對河殤等的所謂反傳統的歷史反思,對百年前開始的中華民國的黨國及中國社會走向的不假思索的歌頌,以及各類所謂的文革研究,是些什麼性質的工作。

小標為編者所下(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