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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文_ 柴靜

你和我是平等的

郝勁松剃著一個阿甘式的頭,後腦勺剃光了,頭髮茬子硬硬地拱出來。

2006年3月21日上午10:03,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開口說話:「審判長,通知我的開庭時間是10點,被告遲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釋?」

審判長看他一眼:「現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衝書記員揮了下手。

書記員跑出去大聲叫:「北京地鐵公司!北京地鐵公司!」

片刻,兩位男士夾著公事包,匆匆入門,在被告席上落座。

雙方目光交會的一剎那,法庭非常安靜。我明白了郝勁松為什麼說「不管你有多強大,當你被告上法庭的時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對面,中間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這場官司關於5毛錢。郝勁松在地鐵使用了收費廁所,認為收這5毛錢不合理,把北京地鐵公司告上法庭。

兩年多,他打了7場——他在火車餐車上買一瓶水,要發票,列車員都笑了:「火車自古沒有發票。」於是他起訴鐵道部和國家稅務總局。

「在強大的機構面前人們往往除了服從別無選擇,但是我不願意。」他說,「我要把他們拖上戰場,我不一定能贏,但我會讓他們覺得痛,讓他們害怕有十幾個、二十幾個像我這樣的人站出來,讓他們因為害怕而迅速地改變。」

「錢這麼少,很多人不覺可惜。」我說。

「今天你可以失去獲得它的權利,你不抗爭,明天你同樣會失去更多的權利,人身權,財產權,包括土地、房屋。中國現在這種狀況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長期溫水煮青蛙的一個結果。大家會覺得火車不開發票、偷漏稅與我何干,別人的房屋被強行拆遷與我何干,有一天,這些事情都回落在你的身上。」

「一個人的力量能改變什麼呢?」

「看看羅莎·帕克斯,整個世界為之改變。」他說。

我只是討厭屈服

帕克斯是美國一黑人女裁縫。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馬州州府蒙哥馬利市,她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就座。那時,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車上還實行種族隔離,座位分為前後兩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後排,中間是「灰色地帶」,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帶」,但是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須讓座。

那天晚上人很擠,白人座位已坐滿,有位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帶」的帕克斯讓座,她拒絕。

如果對方是一個孩子或是老人,也許她會站起來,但這次,42歲的她厭煩了每天在生活中所收受的不公平對待。

她說:「我只是討厭屈服。」

之後,她因公然藐視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發了蒙哥馬利市長達385天的黑人抵制公車運動。這場運動的結果,是1956年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禁止公車上的「黑白隔離」,帕克斯從此被尊為美國「民權運動之母」。

50年後,在帕克斯的葬禮上,美國國務卿賴斯說:「沒有她,我不可能站在這裡。」

起碼我試過了

有部電影叫《飛越瘋人院》。麥克默菲是一個裝瘋躲進精神病院逃避懲罰的流浪漢。所有的病人都在醫生安排下統一按程式打針、服藥、聊天。但他不肯。進行例行心理治療的討論時,他建議將白天的日程換到晚上進行,因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錦標賽的實況轉播。

護士拉奇德小姐說:「你要求的是改變一項經過仔細研究後制定的規章制度。」

麥克默菲說:「小小的改變沒有害處。」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過了很久才適應了作息制度,如果現在一下改變了,他們會感到非常不習慣。」麥克默菲說:「這可是世界棒球賽,比賽結束以後,還可以改過來。」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讓步了:「這樣吧,我們進行一次表決,按多數人的意見辦。」
麥克默菲十分贊成:「好極了!」他第一個高高地舉起了手。切斯威克也舉起了手。泰伯也想舉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馬上把手縮了回來;馬蒂尼手剛舉起,就停留在頭頂,裝著抓癢;塞夫爾手放在胸前,兩眼看著周圍,等著大多數人舉手,他也舉。

大家都想看球賽,但儘管麥克默菲一再鼓勵,仍沒有人敢違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對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見辦。」說完起身向辦公室走去。
麥克默菲說:「這就是你們的作息制度?我可要進城去看棒球賽。誰願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麥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麥克默菲指著屋子中間那個花崗岩的洗臉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戶。」
比利還是不相信:「你舉不起它。」

麥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賭,搓了搓手,使勁抱住那個檯子,沒搬起來;再一次用力,還是搬不動。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聲叫起來:「去他的,我總算試過了,起碼我試過了!」

權利是用來伸張的

郝勁松打贏鐵路發票的官司後,很多人以為他會和鐵路結下樑子。但後來他乘車時,乘務長認出了他,親自端來飯菜,問他:「發票您現在要還是吃完我再給您送過來?」

「你靠什麼贏得尊重?」我問。

「靠我為自己權利所作的鬥爭。」郝勁松說,「權利是用來伸張的,否則權利就只是一張紙。」

在「新聞調查」,我採訪過一個人。他幫農民反映徵地的事,在網上發帖提及當地領導,用了一個比較激烈的詞,被判誹謗罪,人獄兩年。我在監獄採訪他,那時他已經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看過一篇文章,說的是一個叫郝勁松的律師,那篇文章叫什麼……叫什麼屈服……」

「〈我只是討厭屈服〉」我說。他帶點驚奇地看了我一眼,說哎對,過了一會兒,說:「在那篇文章裡,那個律師說了一句話,他說權利不用來伸張的話,就只是一張紙。」

這個人相信了這些寫在紙上的話,然後穿著藍白相間豎條紋的獄服,滿臉鬍鬚,坐在這裡看著我。他進監獄後,廠子倒了,離了婚,監獄離他的家兩千里,沒人給他送生活費,
村裡的人去看他,拾破爛的老人給了他五十塊錢,老漢戴著塌得稀軟的藍布帽子,對我說:「把他換出來,把我關進去吧,我老了。」

採訪結束的時候,他想對即將參加中考的女兒說幾句話。我說好。

他說:「等一下。」低了一會兒頭,腮幫子緊緊地咬得繃著,抬起來,帶著笑容對著鏡頭:「兒子……」扭頭衝我解釋,「我管我女兒叫兒子。」

「兒子,你不要為爸爸擔心,要好好幫助媽媽幹活……」他的嘴都抽起來了,但他還是笑著,「你要記得爸爸跟你說過的話,爸爸不是壞人。」

採訪的時間到了,我站起身,說:「保重身體,來日方長。」

他臉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著說,好。

獄警押著他,轉身走了。走到十兒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聲尖利的哀號傳來,我扭頭看,他兩隻手被銬著,不能擦淚,只能仰頭向天,嚎啕痛哭,那是從胸腔裡爆炸出來的哭聲。已經看不見他了,監獄曲折的走廊盡是回聲。

我想要憲法賦予我的那個世界

有一天晚上,郝勁松給我打電話,說他有點沮喪。

我給他講了這件事,說:「你是這個人的榜樣。」我差點脫口而出「你沒有權利放棄」,頓了一下,這個想法是錯的,他當然有權利放棄,正義是自己內心對自己的期許,不是用來脅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斷要不要放棄」。

之後不久,他去了上海,成為上海黑車釣魚執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採訪他,節目中提到了他向鐵道部提起法律訴訟的往事。沒多久,採訪時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的王勇平,車上他的同事問我:「你們為什麼要採訪這麼個刺頭,他是反政府吧?」

我說:「他挺較勁,也許也有虛榮心,不過我沒覺得他是反政府。他談的都是法律問題,您要覺得他談的不對,可以在這個層面上批駁他。」

坐在車前座的王勇平轉過頭說:「他是刺頭,但是我們的社會需要這樣的人。」

我採訪過一個政府官員,他在當地拆遷時,拿一個小馬紮,坐在居民樓下,坐了十幾天,兩邊煎熬,費盡唇舌為居民去爭取哪怕多一點點的利益。

「這是個公共用地拆遷,從現行法律來說,你可以貼一張告示就拆,為什麼你沒有這麼做?」我問。他想了想,說:「因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個老百姓。」

採訪郝勁松時,我問過他:「你以誰的名義在訴訟?」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區別是什麼?」

「能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惡知道憤怒,我認為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公民。」

我問他最後一個問題:「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這個當時三十四歲的年輕人說:「我想要憲法賦予我的那個世界。」

轉自《阿波羅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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