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心理學對人類行為的研究,雖然不同學派注重不同的重點,但基本定調,都在兩種人類情緒狀態上,即恐懼和欲望。比如說剛出生不久的嬰兒,吃奶是基本欲望,而喜愛母親的懷抱,則是恐懼陌生環境的一種逃避。有趣的是,這兩種基本狀態都和理性邏輯的關係不大。

社會學研究的情況其實也有些類似。在政治層面,各種政策制定的基本底調,也不外乎出於恐懼和欲望。

這種模式構成的結構,其實很接近中國道家的太極圖案。陰代表恐懼,特點是下沉收縮、敏感緊張和靜態;而陽代表欲望,特點是向外上升擴張、動態、自信。陰和陽本身沒有對錯和褒貶,按照中國文化的精義,關鍵在於一個字:「度」,現代略為詳細的解釋就是「平衡」。

以這樣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的政治趨勢,會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結論。

中共18大之後,中國政治是緊縮和緊張的,不但中共黨內如此,中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社會的控制政策,乃至於對香港的政策,都充滿了一種緊張感。很明顯,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其內在恐懼的一種外在表現。但實際上,中國經濟仍在增長,內部的所謂不穩定也遠遠達不到足以顛覆現體制的程度。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同樣如此,雖然有衝突,但遭遇外國武裝顛覆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

也就是說,無論是內還是外,中國政府其實都並未面臨一種足以導致其實行緊張收縮的「陰性」政策的局面。唯一真正構成恐懼核心的因素,是來源於中共內部的激烈衝突。中共最高掌權者的恐懼,來源於黨內高層的挑戰。

人類的情緒是可以持續和傳播傳染的,而且很多時候與客觀的理性邏輯沒有關係。就像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因故吵架翻臉,多年之後,大家可能早就忘記了吵架的具體原因,但相互討厭的情緒卻延續下來,影響後來彼此的觀感,甚至影響相關的決策。同樣,看完恐怖電影的人回家後會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懼,而看完幽默喜劇電影,可以有兩三天愉快的情感。

中南海內部高度不安定的緊張情緒,無疑也會投射到北京其他層面的政策制定。沒錯,心理學中早有關於「心理投射」的研究,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巨大,而且往往悄無聲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進行。而人類本身的理性思維,會迅速為這種被情緒決定了的行為尋找一套邏輯原因,進行看似合理的解釋。

因此,無法解決合法性危機的政府,會因為內部的緊張而採取極權專制的內外政策。換句話說,最高領袖越是具有危機感,其政策,無論是外交還是內政,越是嚴苛。最高掌權者如果沒有受到威脅,權威越鞏固,合法性的自信越高,其社會治理和外交政策可能才會越寬鬆。

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既解決不了黨執政本身的合法性,也解決不了黨內權力代際傳遞的合法性。因為皇帝可以通過血緣,現代社會則通過全面選舉來獲得本身的合法性,但共產黨無論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以及具體程式上,都沒有提供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途徑。

所以,共產專制體制的周期性的政治癲癇症,也就無可避免了。毛如此,鄧如此,除非中共改弦更張,否則以後的領導人,誰都逃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