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工资上涨 牵动台商布局
富士康的调薪带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罢工事件,此举不仅增加了民间的消费力,更助涨劳工意识抬头。后续效应引起中共官方高度的恐惧与重视。无怪乎有人说,郭台铭为求自保的同时,丢给了中共一个难题。
文__吴涔溪
在连续自杀案后,台资企业富士康基本薪资连三跳,由九百人民币、一千两百、调升到两千人民币,全国三十一省市陆续有十二省市调涨最低工资,面对大陆薪资全面性上涨、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追寻“成本洼地”的台商是否将爆发出走潮?风起云涌的罢工事件带动薪资调升,增加民间消费力的同时,助涨劳工意识抬头,将引起中共官方何等的恐惧?有人说,郭台铭为求自保的同时,丢给了中共一个难题。
二零一零年开春以来,缺工、跳楼门、罢工、工资上涨的连环效应,牵动着社会、政治、经济各阶层的神经,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富士康加薪 政商界的震撼弹
就在外界关注郭台铭将如何摆脱比亚迪竞争的官司纠葛,如何从N+1跳楼的离奇负面新闻中脱身之际,上周郭台铭在鸿海股东会上的谈话,无疑在台商、同业、竞争者、中共官方都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亲自宣布十月起作业员和线组长调高基本薪资至两千人民币,计划将部分产能移往大陆内地,部份生产线移回台湾发展无人工厂。并与润泰集团合作,积极布局大陆3C产品通路,除在大润发一百多据点设3C卖场,启动“万马奔腾”计画,鼓励员工返乡创业在大陆三、四级城市设通路据点。
有媒体即评论,郭台铭的调薪奇招,是“破坏创新,一步到位”!但业界纷纷认为,富士康的调薪措施,说明大陆低工资时代已告终结。
电子业考虑外移、南迁
台湾电机电子公会理事长焦佑钧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富士康加薪事件说明大陆廉价劳工走入历史,他认为,薪资调涨,将引发电子业南下出走。电电公会将鼓励业者前往印度、印尼、越南等地布局。
焦佑钧说,包括雨伞、制鞋等行业早已逐渐离开大陆,沿海台资企业也将移往内陆,但在三、五年内也将面临极限。看重中国内需市场潜力的企业,或有留下的利基,但是利用大陆加工出口至欧美的企业,仍将面临成本压力。
台湾经济部目前倾向辅导台商前往印尼投资。经济部长官员表示,越南目前也有缺工情况,台商仁宝越南厂刚发生罢工事件,因此,鼓励劳动密集产业前往印尼。
制鞋、纺织、电子加工过去即在印尼投资,但因为当地情势不稳,加上排华效应,而逐渐退出。但近两年印尼局势转变,劳动力丰沛,且拥有石油等资源,经济部经评估后鼓励台商前往。
自动化取代人力、提升效率
然而,外移成本和风险,同样令不少台商却步,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黄茂雄就认为,外移到新兴地区,需要重新适应,迟早也会面临工资上涨问题。他认为,台商除了外移,可考虑采取自动化、机械化等措施来提升生产效率。因应大陆劳资纠纷的增加,枯燥、机械性的工作方式,可采用自动化取代。
而机械产业的发展,近日也在台湾股市上反应。看好工资上涨可能带动工具机产业的出口,不少台湾投顾机构,鼓励投资人可增加工具机相关类股的投资。投资人将工具机股上涨,视为大陆工资上涨的连锁效应。
中小型企业恐浮现倒闭潮
然而,不论外移或是采用自动化,都需要企业投入一定金额、时间进行布局,不见得能撑过工资上涨的速度,关厂歇业也将成为另一种连锁反应。台湾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吕曜志强调,台湾在一九八零年代面临工资快速上涨,多数厂商因此外移到大陆。但是,这些企业家多半在台湾已赚了“第一桶金”,同时跟台湾的银行融资借贷,带着资金和设备将劳力密集产业移到大陆。
但是,今天企业面临的是微利时代,企业规模或许扩大,但是毛利下降,企业本身在资金调度上有压力,同时中小型企业在大陆的融资环境很困难,不论国营或民间银行,除非有政策指示,多不愿意借钱给台商。
因此,吕曜志认为,大陆这波工资调涨,中大型的企业或有能力外移、增加自动化程度,但是中小型的台商可能直接关厂倒闭。
因为工资上涨将使部份企业出走,甚而倒闭,反而造成劳工失业,因此,藉由调高基本薪资促进民间消费,“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的乐观预期,仍存在着风险性。
转进内需市场 跃跃欲试
在大陆工资上涨之际,也有专家建议台商应放弃代工模式,着重技术创新研发、建立自有品牌,才是杀出追逐“成本洼地”的根本之计。但是许多专家认为,建立自有品牌并非易事,但有可能朝向发展通路、受后服务等方向,以提高附加价值。
吕曜志以鸿海为例,在代工业务上,不再发展自有品牌跟苹果、戴尔竞争,而是绕过品牌,直接做品牌大厂的通路服务。所谓“万马奔腾”计画,即是看好工资上涨带动的民间消费力,争取后端通路和延伸服务的利润。
吕曜志补充说,拥有品牌业务,同时具有代工能力的台商,在大陆工资上涨后,预料将提高制造外包(outsourcing)的比例,外包给大陆的代工业者,或东南亚的代工伙伴,专心经营品牌和通路。
鲑鱼返乡效应恐有限
然而,就在郭台铭抛出“将部份生产线回台设无人工厂”一语,让台湾经济部门嗅出台商可能回台设厂的趋势,积极研拟放宽贸易特区的办法,但是一般认为,在台湾工资已高、土地取得不易,企业设厂多考虑产业聚落的情况下,台商不是想回来就能回得来。大陆工资上涨带动“鲑鱼返乡”效应,恐怕仍相当有限。
经济部长施颜祥也日前也明确表示,希望高阶厂商回台投资,但针对劳力密集产业仍鼓励移往东南亚投资。

富士康事件引发的中国罢工浪潮,由广东迅速向其它省份扩散(Getty Images)
罢工争调薪 劳工意识崛起
富士康薪资三级跳以及本田中国厂罢工后的加薪,这几起指标性的调薪事件,在媒体报导下正影响着大陆全国性的罢工风潮。中央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邱俊荣受访时表示,劳工的权益以及人性化的管理,就像人权一样,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抗争争取来的。
“中共过去刻意不去面对劳工的权益,若面对此现象,提高劳动成本,对其出口和经济成本将大为不利;刻意压抑工会力量,担心工会集结的力量将对其政权产生威胁。”邱俊荣分析。在缺工和基本工资调高的情况下,劳工将扩大对其权益的要求,“我很怀疑中共压抑工会和劳工运动的作法,能够维持多久?”
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溪则指出,中共当局在面对国内罢工、薪资调涨现象,其实是两难,“我看他们心理很复杂!”一方面表面上要照顾劳工,外资要调高薪资,他们不能说不欢迎。但另一方面,中国若失去了廉价劳力,会影响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一般认为,廉价劳工是支持中国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张清溪同时指出,透过罢工争取权利和调薪,将有机会使得中国劳工意识的抬头。他强调,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社会上有一群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改善生活。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权贵阶层,他们生活改善多半透过国营企业,或是政商关系密切往来,这些人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有钱,是靠特权有钱,对政治不会有过多要求,反而希望维持专制统治,因为这是他得利的基础。
但是,香港民众的独立性较高,从香港六四后这么多年,越来越多人关注六四平反,可见香港在殖民地时期,或许没有民主,但由于人民多半自立更生,靠自己的力量有钱,因此,形成中产阶级效应。台湾也曾经走过威权时期,在人民生活改善、工资提高下,在政治上对民主要求也相对提高。
“当工人发现它可以靠自己或团体的力量争取福利的话,中共的控制就会降低,对其政权将会产生威胁。”张清溪认为,这波罢工潮是否促使劳工意识抬头,和中产阶级崛起,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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