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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鄭延益樂評《春風風人》雜感 ——對抗後基督教社會惡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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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圖片)

2011年鄭延益先生辭世,他為我們留下了這本樂評《春風風人》。聒噪的後人,有多少人領悟到有這本樂評的幸運……。

文_ 仲維光

2011年鄭延益先生辭世,他為我們留下了這本樂評《春風風人》。聒噪的後人,有多少人領悟到有這本樂評的幸運……。

句句深入心髓

這樣的樂評,滲透了一個時代,或者說曾經存在的傳統教育、教養,以及這一切給一個人的感知能力、思索能力。我不知道如今有誰能寫出這樣的樂評,或者說能讓與音樂聯繫的文字如此雋永,如此充斥天地,可我知道,如今不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鮮有如此功力之人,最為平常的是夏蟲不可語冰!

真的是讓人欲哭無淚!

鄭延益的樂評,要麼是對於音樂所給予人的細膩感受及啟發的理解與具體的分析,要麼是對於演奏者技巧的細節說明,沒有一句所謂「偉大的人道關懷」、「充滿歷史感」、「豪情滿懷」等的意識型態的口號。它因為和你血肉相連,所以初讀讓你覺得樸實、平常,句句說的是實話,可是越讀的次數多,你就會越覺得它不僅和你的血肉相連,而且深深地進入了你的心髓。鄭延益先生筆下的樂曲及人物——作曲家、演奏家,每個人都和那個時代的具體的環境和具體的人水乳交融。我是從鄭延益的筆下、聆聽理解了馬勒、肖斯塔科維奇、莫札特,我是從鄭延益的書中看到並且體會到穆特、拉賓、雷賓、穆洛娃、斯塔克、克萊斯勒、米爾斯坦、古爾德、托斯卡尼尼、富特萬格勒的詮釋及表達的特點。

鄭延益強調的是對音樂的理解、感覺,而不是技術,他認為技術是可以、也是容易學出來的,可對音樂的體會及表達出這種體會是最根本的東西,也是很多音樂家之所以偉大過人之處。克萊斯勒如此,米爾斯坦也如此。美島莉、穆特、帕爾曼要想在音樂上留下痕跡,而非只是想要「成功」,也必須如此。因為商業的成功和音樂的成就實在是在本質上不同的兩碼事。

真正的音樂感受對生命的理解

鄭延益的文字不僅滲透著音樂,而且凝聚了他對於生活和生命的理解,為此讀他的樂評豐富了你的感受,而這個豐富也悄悄地把追求與痛苦植入了你的靈魂。你愛音樂、愛演奏家、愛生命的韻律,而他們帶你不由自主地、靜靜地遠離了社會的喧囂。為此,鄭延益的樂評,真正的音樂感受讓你默默地思索、體味……。

樂思是最根本的對人生的思索、咀嚼……,你活在時下、也活在過去和未來。

而它就讓活在時下的你一定去思索和追問:生活中為什麼政治依然在增加,精神和思想卻一直在減少?炒作在暴增,感情和感知卻持續在消亡?叫賣聲、媒體宣傳鋪天蓋地,精緻卻不見了蹤跡?

為何精神音樂只是被作為商品在社會上流通氾濫?為何宗教和精神從藝術中退去,而觀念藝術產生並且到處氾濫?

藝術能夠沒有精神、沒有感情的追求,只有觀念嗎?觀念的追求真的能夠替代對於「美」的感受和追求嗎?觀念能夠徹底占據巴赫精神音樂中精神的位置,占據我們中國人說的境界、靈性、神韻的位置嗎?

商品化的古典藝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觀念藝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鄭延益的入世又離世的樂評,對音樂的理解讓我深思。

音樂的變化與社會相互依存

這一切的發生是在曾經誕生巴赫的歐洲,這一切的變化根源存在於統治世界的現代西方文化。沿著鄭延益的樂評我不覺又走入當代文化和政治問題的思索。我們所面對的文化、音樂的變化,和我們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和歷史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我確信,它們一定是互相聯繫、互相依存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人們常說的所謂現代社會。但是,這音樂感和追求,以及表達的變化,卻讓我看到,最近二百年,無論是布拉赫所稱的「極權主義的世紀」,還是「意識型態的時代」,都是歐羅巴的後基督教社會的獨特的現象。而進一步的探究讓我們看到,除了依然存在、寄生於西方各國的經濟聯繫的共產黨政權外,時下不斷發生的、正在氾濫的各類專制政權、恐怖主義、族群衝突、地域性的排他問題,以及各類和媒體密切相連的觀念藝術、商業化藝術,又都可說是「極權主義時代」、「意識型態的時代」的一個必然結果。

所以,後基督教社會怪異叢生,其原因都在於誕生巴赫宗教音樂、精神音樂的地方,政教分離,沒了精神和靈魂。沒了精神和神聖的時代,一定會怪異叢生、荒誕叢生、荒腔走板!為此,沒了精神,「西方的沒落」,乃至「西方的墮落」、西方釋放製造的災難,當然就一定是必然的!

失去精神的社會的空虛及危機

尋找精神的路一定是不只一條,不只一種。原路退回、走回頭路是其中的一種。可遠比這二、三百年更漫長、更殘酷的中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的卻是:宗教之所以退出、政教分離,是因為那時的歐洲步入了絕路而不得不轉向這條路。因此,退回是沒有出路的,這應該可以說已經被歷史證明。然而從中世紀解脫出來,從歐羅巴的魔瓶中釋放出來的卻就是這個渾身是力量的魔鬼,這不同樣也已經可以說是歷史的經驗事實了嗎?

歐羅巴的文化就必須政教合一才會有精神內容?三百年前開始的政教分離,一百年前歐羅巴的知識分子就已經深深感到沒了精神的社會的空虛及危機。為此,百年前的歐洲返回了起點——開始重新尋找這個逝去的精神。弗格林要回到中世紀前的基督教社會,海德格到蘇格拉底前的希臘去尋找,自由主義因為自身是打破這個禁錮的產物,大約可以說還沒有前者那麼準確的定位尋找,還不知道未來究竟在哪裡。所以波普也罷,阿隆也罷,都非常苦惱。

然而,同樣一定會發生的卻也是,在沒了基礎的時代及社會,一定是騙子最容易欺世盜名的時代。這二百年的現實註定了是被弗格林稱為知識騙子的馬克思、被公認為現實中的惡魔的希特勒乘虛而入的最好時機。他們以最廉價的方式直接地以歐洲人最為熟悉的方式和思想建立了世俗化的基督教替代物——一個由共產黨和納粹直接取代了上帝和教會位置的社會及文化。因為這是直接的、最簡單的基督教的世俗化,替代化,所以這種方法在這個政教分離後的社會一定會最為有效。它最為有效地欺騙、引誘了知識分子、民眾,可它的結果也最殘酷,它比中世紀的宗教屠殺還嚴重、還廣闊的族群屠殺、階級屠殺、文化大革命、天安門大屠殺!它橫掃地球五大洲、上億人被迫害、被直接的殘殺,甚至被活摘器官死亡。

這更普遍的音樂和文化問題和最極端的社會政治問題,在當代我們的存在中竟然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世俗化、商品化、政治化、觀念化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交織在一起,它迫使我們不得不更深地去思索!

哈威爾揭示共產黨極權主義社會的本質的時候說,我們都既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它的締造者。現在我感到,何只是在極權主義的社會,在整個後基督教社會,難道我們不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它的締造者?這難道不是西方文化帶給我們的一個揮之不去,無處不在的二元悖謬特性?如此,它難道沒有讓我們看到,在世俗化的後基督教時代,我們已經被重新置於萊布尼茨的時代,一個再次需要啟蒙的時代,即從一個徹底地世俗化、觀念化的後基督教社會中的超脫出來的啟蒙——尋找一種新的形而上學前提,尋找一個在這個形而上學前提下的新的社會存在形式。而這就讓我們看到,那些意識型態化,跟隨共產黨的所謂知識分子從入了共產黨的門那一天起,就癌變為上一次啟蒙的負面惡果。而他們的教條化、專斷化、經院化則是最好的說明。他們以往的批判別人的歷史讓我們看到,這個傾向就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真理部的特性,實實地正是啟蒙要對抗的對象。

徹底地世俗化基督教社會步入的一定不是福山說的歷史的終結,而是走不出來的歷史死巷。

德國埃森

(小標為編者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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