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8月，“文革”从中国向香 港扩散，一些激进左派在港制造 事端，是为香港文革期间的所谓 “反英抗暴”左派暴动。

港英政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 镇压，拘捕了一些制造爆炸事件 的头目，有些人被判刑，其中有 两个人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在 当时的港英政府眼里，这两个人 只是新华社的记者，但中方认为 这两个人拥有正式外交人员的身 份。

8月20日，中共外交部向英 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 48小时内撤销对3家报纸的停刊 令，并释放被关押人员。与此同 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数万人 的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还有 “反帝反修联系站”也在英国代 办处门前召开声讨港英政府的大 会。

8月22日晚，北京十几个单 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召集“声讨 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 威游行，随后冲入英国驻华代办 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 楼和汽车。8月23日的《人民日 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 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 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 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 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 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 动。”

当时英方有2 3个人在代办 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是妇 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 处主任－－ 唐纳德． 霍布森先 生。他被打得昏昏沉沉，受到重 击后的头部鲜血直流。一位妇女 因此而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 于脑外伤而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不 起，一位年长的受害者在事发不 久后去世。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39年之 后，魏思敦爵士在谈起这一经历时，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恶梦般的感 觉。魏思敦爵士目前居住在伦敦，1967年8月，他是英国驻北京代 办处的外交领事。他说：“根据国际上广泛被接受的传统和历史惯 例，外交人员应该享受其豁免权和所在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这件事 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以下是魏思敦爵士对北京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回忆，根据记者对魏思 敦爵士的专访记录整理成文。

魏思敦爵士：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 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情， 只是在事发之前， 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方外交部 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 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 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 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 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 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 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 么。

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 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 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 拒绝了。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 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

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 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 全中断了。那时其他国家使馆 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 和其他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 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 我们。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 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 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

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 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 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 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 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 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 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 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 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 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 者。

躲入保险库中

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 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 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 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

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 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 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 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 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

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 喊着：“杀，杀，杀！”我们 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 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 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份 被他们占领了。有一些人从房 顶上进到大楼；一些人把墙推 倒了一部份后进到大楼中来。

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 大约45分钟到1个小时。后来 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 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 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 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代办 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 全门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