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是自由文化的灵魂。然而,当下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阉割“自由思想”的杀手。我曾在《赢:赢新格局》一书中的后记中写 道:“我的信条是:思想者的原则就是思想自由”,也就是这样一部主张“思想自由”的政治哲学著作,出版后即被中共中央党校订购了30套,不久便被中共宣传部、出版署联合紧急查禁,全国收缴。由此可见,“自由思想”在中国文化现实中一直是多灾多难的。文化这个概念很难定义。广义的理解,它就是人类的一种存在 与发展的方式,不但是意识的产物,而且也有自然的因素,但从文化主体的方面说,文化可以理解为意识的载体,没有自由的意识,就没有自由的文化。

民族性的奴态文化

意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


欲观看最新两期全文,请登记成为《新纪元周刊》订户;
如阁下为本刊订户,请登入系统。
最新两期前的不用登录, 请点选 前期杂志

帐号:
密码:

自由评论 3─“思想自由”是 自由文化的灵魂



文 ◎ 牟传珩

“思想自由”是自由文化的灵魂。然而,当下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阉割“自由思想”的杀手。我曾在《赢:赢新格局》一书中的后记中写 道:“我的信条是:思想者的原则就是思想自由”,也就是这样一部主张“思想自由”的政治哲学著作,出版后即被中共中央党校订购了30套,不久便被中共宣传部、出版署联合紧急查禁,全国收缴。由此可见,“自由思想”在中国文化现实中一直是多灾多难的。文化这个概念很难定义。广义的理解,它就是人类的一种存在 与发展的方式,不但是意识的产物,而且也有自然的因素,但从文化主体的方面说,文化可以理解为意识的载体,没有自由的意识,就没有自由的文化。

民族性的奴态文化

意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社会在个体思想自由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却受到制度性对待的制约与扭曲。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在总体价值上,一向是以集体、族群或国家为本位,排斥个体意识自由,主张抑制自我、顺从、忍受、约束。这些价值观经过几十代、上百代的传承,已固化成一种国家性 的专制文化,与之相对应也孵化出了民族性的奴态文化。

这种文化形象地表现为以下两类:其一,最经典地表征在 中华民间妇女的“裹脚”审美意识中,即“裹足文化”。一个民族的母性,全都裹起足来,扭扭捏捏,小心翼翼地走路,很难相信她孕育出的子孙们会大胆冒险、实 验与创新。

另一种奴态文化则形象地表现为官场上的“冠饰文化”。中国官场历来以顶戴表现身份与级别,官大一级压死人,君臣之别在冠,官民之别也在冠,从上 至下形成了权力体系的金字塔,如今仍是“大盖帽满街跑”,时时让民众感到权力的压制。

如果说“冠饰文化”,一级奴一级,排斥了国家管理的民主化;那么“裹 足文化”,则扭曲了人性,排斥了社会个体发展的自由化。这两种文化板结一起,便结构出主奴状态的“支配--服从”社会模式。专制文化与“媚态文化”,就是 窒息个体思想自由的文化土壤。

历朝各代的文字狱

中国自诸子百家时代进入秦朝专制社会,文化上开始“焚书坑儒”,后来历朝各代都传承“文字狱”,消灭异己的文化现实。

秦朝的兴起来自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而秦朝覆亡的一部份文化归因,恰好就是“焚书坑儒”。汉朝初期,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文化形态有一定的放松, 经济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它又从鼎盛走向没落。

事实上中国历朝各代都是从文化的相对自由与开放开 始,到压制文化自由结束的。然而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场文化批判思潮来颠覆专制文化与奴态传统。

晋魏时代算是一个文化另类时代,但却只是消极逃避政治和 不与世俗合作。他们的玄谈也过于清高,根本形不成时代性的文化批判力量。满清也是被文化压制拖入底谷的,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满清社会封闭状态被迫开放之后,最先觉醒的还是文化代表,如张之洞、李鸿章以及魏源者,然而他们至多不过脑筋开始活跃了一点。

真正开始文化批判的应该从康有为算起,他从主张改变制度入手,要求思想自由。清之后,中国的文化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时期,似有战国时期之象,各种思想、主义任意发展,文化自由大大发展。中国 也从最衰败的历史时期复苏,开始追赶世界文明。

文化专制主义

文化总是先于时代觉醒的,文化发展之后必然导致新制度的诞生。然而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红色记忆”语话霸权统治了中国文化,又开始了一个闭门锁国,扼杀自由的时代,于是中国非但没有按照人们向往 出现一个强盛的时代,反而更加落伍,甚至是倒退了。

“十年浩劫”的文化专制,再一次把中国拖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前苏联“红色记忆”大清洗的“冰冻时期”, 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中国却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杀害了遇罗克和林昭等无数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前苏联,红色作家高尔基晚年都有所反省。中国 的郭沫若却始终都是毛泽东的“文化太监”。周扬受压之后开始清醒,但最终只能是失语而死,巴金要“讲真话”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

改革开放,中国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启蒙带动了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冲击了中国的“红色记忆”。于是有了“北京星星画展”与“民主墙运动”。然而不久又惨遭意识形态封杀。直到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全球衰败,中国藉此东风,1989发生了 “北京之春”,人民大规模的呐喊,再次冲击了意识形态禁锢。但坦克的履带,又再次阉割了文化批判的自由灵魂,任由“红色记忆”把现存语话霸权当作一种法理事实,令全民族全盘接受下来,这就是文化专制主义。

自由写作者被抓

近几年来,异议人士和自由写作者不断被投进监狱;文化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也愈演愈烈,特别是新闻出版界,大量深受人民喜爱的书籍都先后惨 遭封杀,如正式出版的《现代化的陷阱》、《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民间出版的《怀念李慎之》、《胡绩伟自选集》、《何家栋文集》,香港出版的 《怀念耀邦》、《李锐近作》等等,都被作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扫黄打非”之列,遭到查禁。

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但把反右、大跃进、文革、民主墙、六 四等问题划为禁区,不许有关研究与文章、书籍公开发表与出版,而且还列出不少文化名人黑名单。如茅于轼、章诒和、戴晴、刘军宁、张祖桦、贺卫方等的文章、 言论均遭封杀,甚至一些较开放的网站论坛,也被迫撤掉了他们的主持人栏目。一些崭露头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识份子如余杰和王怡等人,在国内媒体更是备受打压。

严厉的新闻管制  

而在新闻领域,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掩盖真相、抹杀事实。所有报刊媒体都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稍有不当,不是遭到训诫,勒令整顿,就是撤销领导人职 务;更有甚者,要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南方都市报》的喻华峰、程益中被判刑就是例证。还有《新京报》总编杨斌被撤职,副总编孙雪冬、李多钰被停 职,后经过 300多职工罢工抗议,才改为杨斌调离,孙李复职。几乎与此同时,《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夏逸陶也被撤职。

去年中央在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竟下达密令,禁止报刊发表纪念文章。已发过纪念文章的刊物,如《炎黄春秋》被警告,《百年潮》领导班子遭撤换,《社会观察》被停刊。敢于直面现实,触及敏感话题的《中国青年.冰点周刊》,则被强行停刊整顿,主编被调离。由此可见,在中国“红色记忆”泛滥的现实条件下,自由文化依然面临如此严酷的现实。

袁红冰自由文化运动

自由应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思想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而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则是通向人类文化自由的必经之路。联合国开发计画署所发表的 《2004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开发计画署亚太地区负责人哈菲茨表示:“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健康、教 育、体面的生活水平甚至政治自由,人类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人类必须有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发表文化认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种人权,也是 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由袁红冰等人所发起的“自由文化运动”,事实上就是一种以“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为先导的人权运动,这也可视之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一次真正意 义上的文化批判运动。
 

本文网址:http://mag.epochtimes.com/001/2338g.htm(新纪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