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雄的製造到英雄的終結

文◎太史簡圖◎ Getty Images

中國的現實跟人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兩年前還在中國大地上奔走，於千難萬險中幫助底層弱勢群體維權的維權英雄，如高智晟、陳光誠等人，如今不是身陷囹圄，就是從牢獄中出來後又進了另一種「牢獄」。

但與這些維權律師有關的一切，所昭示的政治文化卻意味深長。

中國從來就不乏為民請命的英雄，而中國的民眾不管是由於素質，還是由於怯懦，總之也非常需要英雄出面為他們的利益呼號，帶領他們反抗。而這些英雄故事卻只有一種結局堪稱完滿：如果以英雄的就義做為結尾，這個故事就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後來者（包括同時代人）就會為英雄灑上一掬熱淚，獻上無數讚辭。在對死去英雄的盛讚中，讚美者也感到自身精神的昇華。

這種情況下，活著的人即使有人對死者有不滿，即使知道英雄也曾有卑微的常人瑣事，但出於對「民意」的害怕與擔心，也不會再來對英雄說三道四，於是一個完美的英雄故事誕生。西方社會在公民社會誕生之前，也曾有過自己的英雄，比如聖女貞德、俠盜羅賓漢、佐羅等等。即使是美國，在上個世紀 60年代民權運動興起時，也還需要馬丁．路德．金。

中國當局就很瞭解英雄故事對民眾的巨大感召力。中共建政後，一直非常注重革命英雄主義傳統教育，《革命烈士詩抄》就發行了無數單行本，其中部份詩選更是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讓中小學生反覆背誦。那個年代過來的人，誰都會背幾首革命烈士詩抄，比如「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等等。

紅衛兵一代中的佼佼者之所以永不甘心過常人生活，從插隊、返城再到洋插隊（少部份甚至再返國），可著勁兒搗騰，實在與他們從小受到的革命英雄主義教育有直接關係，因為這種革命英雄主義將常人生活視之為平庸。如果不研究黨史，人們不會知道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向敵人屈膝投降，更不會知道中共為了保存實力，曾讓安子文、薄一波等40多位中共高幹在被捕後集體悔過，以及無數被捕者都曾寫過自首書的真實故事。

不過，革命英雄的創造者──中共自從建政開始，就下定決心要壟斷英雄形象，除了為自己的政治需要製造英雄，如雷鋒、歐陽海等之外，決不再讓自己的反對者有機會成為英雄。而破壞英雄形象的最簡便方法就是讓反對者尊嚴掃地。於是我們再也看不到以往英雄們那種面對死刑的尊嚴高貴，如吉鴻昌就義前要求坐在椅子上死去，瞿秋白要求盤腿面對開槍者，還有中共革命英雄故事的老套子，如就義前高呼革命口號之類。我們只能看到一個個被五花大綁成粽子狀，背插斬標，被「革命戰士」按下頭顱哆嗦成一團的、畏縮不堪的「反革命份子」或其它各種名目的專政對象。而少數意志極為堅強者，如張志新、李九蓮等人還要被割斷喉管、縫住嘴角，用竹籤穿過下顎──這樣尊嚴掃地的人，哪裏還有人們心目中的半分英雄氣概？

而任何反對運動，要想成氣候，必得先有自己的英雄，再有由英雄首倡（或者認可並同意用英雄之名義發佈的）主張與策略，才能將一盤散沙之反對者凝聚成一團可以用來驅之的力量。中共當年就是通過革命神話製造自己的革命核心，自然深知如何從根子上消滅英雄──這就是中國當代儘管從來不缺少為民請命者，卻只有死去的人才能成為英雄的緣由。因為活下來的人少有人能經得住那殘酷的地獄歷煉。即使有意志頑強者坐了多年牢獄，當局在釋放他們之時，也少不得要用「某某在獄中表現良好，有立功表現」之類說辭為他們抹上一筆可疑之色。

一位曾在反右後淪入「同志」之手、有過數年牢獄之災的老幹部與自己的子女曾有一段這樣的對話：「我這一輩子，進過北洋軍閥的號子，坐過國民黨的牢，蹲過日本人的監獄，也在共產黨的牢裏呆過。你們猜，誰的牢最難坐？」子女們有猜是國民黨的，有猜是北洋軍閥的，還有猜是日本人的。結果老頭告訴他們：「你們都錯了。自己人的牢最難坐。在其他人的牢房裏，可以讀報看書，最糟糕的情況下還可以用絕食鬥爭抗議，只有共產黨的牢，犯人沒有任何權利，想絕食都沒門」。

寫這麼些話，不是為了別的，只是希望人們在瞭解英雄故事如何終結的情況下，多幾分仁善與寬容之心。

　　轉自《華夏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