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9日，中國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一篇報導說，中國城市地區產生的垃圾已經達到能夠處理的最大限度。到2020年，中國將有8億6千萬人生活在城市，這將使本來已不堪重負的垃圾處理系統處於更大的壓力之下。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委員會呼籲，應通過制定更為清晰的垃圾分類標準和進行全民教育，創造出較好的垃圾管理系統。

這篇報導引述的報告所談主要是城市垃圾，並稱這是由於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市引起的。這份報告沒有提供有關農村垃圾產量的數據，但是卻承認農村的垃圾處理問題非常嚴重，而且很可能會惡化。但報告提出的解決方法卻是「進行全民教育」，彷彿環境污染的最大責任人是盲動的民眾。 

將民眾視為生態破壞的最大責任人這一說法值得商榷。首先，近幾年民眾的環境維權，已經成了中國民眾維權抗爭的主要形式。一年多以前浙江東陽畫水鎮農民抗議環境污染的維權事件，就是因為東陽市政府在畫水鎮設立化工工業區，10多間化工廠導致當地環境嚴重污染而引起的抗議。當地村民5年來不斷上訪，問題不但未得到解決，3名上訪代表還被當地政府逮捕判刑。而全國十大環保案件則表明，民眾在環境維權訴訟中處於弱勢地位，由於技術、資金、制度安排、地方保護等原因，民眾的環境維權很難取勝。更何況，將三峽與許多水庫庫區人民折騰得雞飛狗跳並嚴重破壞庫區生態的並非民眾，而是政府。 

其次，以這篇報導中談的垃圾處理為例，這也非「全民教育」就可解決之事。在中國，垃圾處理是地方性的公共事務。如果說中國現在垃圾處理能力遠遠滯後於垃圾產生的速度，那也只能說明政府在垃圾處理設施上的公共投入太少，遠遠不敷所需。這正好說明是政府失職，並非是「教育民眾」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第三，中國國家環保總局與之鬥爭的對象不是民眾，而是各地地方政府與大企業。今年1月，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首次啟動「區域限批」的行政懲罰手段，對4個行政區域、4個電力集團所有建設項目實行停批、限批，並建議監察部門追究有關人員的行政責任。

區域限批指停止審批違反環保法的地區境內或行業所屬的除循環經濟類項目外的所有項目，是環保部門的一種行政懲罰手段，用來懲治那些違反環保法的地區與企業，而不是民眾。 

第四，官方調查證明，民眾要環保，官員要發展（即「政績」）。2006年6月至9月間，中國山西省環保主管部門做過一次問卷調查，山西省環保主管部門通過發放問卷和互聯網問答的形式，做了一次全省範圍的大型環保民意調查，調查總人數為9,411人，其中包括3,600名官員。這次調查共歸納了12個問題。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關係這個問題上，九成的市長、地方官員認為，環保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矛盾。與此同時，九成民眾認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應當同步進行，兩者相輔相成。 

山西省環保資訊中心負責人認為，調查當中出現這種截然不同觀點的主要原因在於，現行中國的體制更側重於對官員進行經濟發展的評價，而忽略全面發展的評價。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官員，更急於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狀態，並不強調環境保護，大都主張「先發展，後環保」。山西省是中國產煤大省，近年來礦難頻發，環境生態也受到極大破壞，與官員們這種發展重於環保的經濟發展觀有直接關係。 

由此可見，中國環境災難的形成，緣於中國錯誤的發展觀以及這種發展觀指導下的政府行為。中國當局要想在環境保護上有所進展，必須先「教育」官員，改變官員的發展觀。這種教育不能只通過 「說服」、「政治學習」之類的來提高官員思想覺悟，而是要有切實的考核指標，比如將垃圾處理設施的建立作為與修建公路同等重要的「政績」來加以考核。 

胡錦濤一直熱衷於談思想教育，比如最近的高論就認為中國反腐、防腐「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強官員的思想教育」。這類說辭，無非是當年毛澤東「精神原子彈」、「精神萬能論」的翻版。當年毛澤東的「精神原子彈」是依靠血腥暴力才發揮作用，胡既無昔日毛之權威，再來侈談這些空話，無非是讓人民為他的治國乏策擔憂不已。 

──轉自《華夏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