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手法是开帽子工厂，耍帽子戏法。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前己经有了“地富反坏”四顶大帽子。反右后又增加了一顶“右派份子”的帽子，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把阶级敌人扩大为九类，知识份子叨居末位，叫作“臭老九”。中共的帽子戏法胜过杂技团的古彩戏法，玩得炉火纯清，十分娴熟。大帽子底下套小帽子，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玻璃帽，有重达千斤的钢帽，有大仲马小说“铁面人”中的铁帽。中共的帽子像明朝东厂的“血滴子”，随时让人脑袋搬家。戴上中共的帽子，好比如来佛给孙悟空戴上金箍圈，一声吆喝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不老实替你戴上，让人心惊肉跳。 

地主份子分为恶霸地主、开明地主、漏网地主、逃亡地主等等。反革命份子分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暗藏反革命等等。右派份子分得最清楚，分门别类，打入另册。反革命右派、极右份子、右派份子、中右份子、内控右派、右倾份子、漏网右派、党内右派、团内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等等不一而足。反正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一辈子休想翻身。对上述各类右派的处理分为六类：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和免于行政处分。 

五十年前那场政治运动将中国当时仅有的五百万知识份子中的55万精英打成右派，加上不戴帽的中右份子和内控右派，共有120万人。受诛连的家属亲朋好友逾千万人。这场运动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动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罪责难逃。1978年他重新执政后，反对胡耀邦为右派彻底平反的建议，维持自已的颜面，不予平反，只给“改正”。 邓小平死后，拖了一条长长的政治尾巴。 

这条尾巴一拖就是三十年，中共第三第四代传人不敢碰触邓小平设下的这个禁区。55万戴帽右派经过五十年磨难，剩下的“政治贱民”不到 1万人。当然朱镕基、王蒙那类异数是极个别的。 

在毛泽东的各门功课中，历史学得最好，《资治通鉴》中的帝王驾驭术用来得心应手，熟谱拢人治心之术。他的数学不及格，把国民经济搞得一蹋糊涂，推向深渊。可是他有一个绝招，善于把复杂的思想言论和意识形态化解为数字，把帽子戏法归结为数字游戏。1957年5月15日，全国人民还在他和邓小平布设的“阳谋”圈套中团团转的时候，在给党内高层的指示“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中说：“看来党外知识份子中，右派约占15%至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份子约占 5%至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3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10%。”你看，毛泽东把右派指标订得多么精确。 每次政治运动都由他订出打击的指标，无数次政治运动叠加起来，牛鬼蛇神就以千百万计了。 

笔者当年在北京上大学，不满20岁，中了阳谋圈套，从“三好学生”，“人大代表”，“模范党员”顷刻之间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份子，从此灾难伴随终生。20岁到30岁在劳改中度过，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30岁到40岁在文革的牛棚中度过，失去了年富力强的壮年，成为阶级斗争的祭品。我的右派帽子按照分类应属于“凑数右派”.。当年我所在的学生党支部凑不齐党内右派名额，党支部书记动员我做“党的驯服工具”，凑了个数。用放大镜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的右派言论。原来我曾奉大学党委指派，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接见，受命担任记录，只字不漏地记录了彭真按“阳谋”引蛇出洞的部署做的“邦助党整风”的报告。回校作了传达，彭真的原话便成了我的右派言论。此外加上我出身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以及海外社会关系复杂，恰好套进右派的“鸡蛋框”。 

在反右运动中还有更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我的一位同学高度近视看不清马林科夫的胖脸，破坏中苏团结而打成极右份子；另一系的党支部在讨论如何完成党支部的党团员右派指标时，一名学生党员闹肚子离席几次上厕所，在他最后一次上厕所时，其他党员一致推选他当右派；北京某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苦于完不成指标，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凑了个数。 

毛泽东邓小平开设的帽子工厂和玩弄的帽子戏法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衍生物。在邓小平宣布中共再也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后，照理说帽子工厂要关掉了，帽子戏法不耍了。然而中共第三第四代传人继承毛邓的衣钵，恋恋不舍于帽子工厂和帽子戏法，改头换面，梳妆打扮，披上时代的外衣：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异议份子、维权份子、上访份子、邪教份子、法轮功份子、超生份子、劳教释放份子、刑满释放份子、盲流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反党份子、国内敌对份子、国际敌对份子…形形色色不同尺寸各种颜色的帽子依旧在中国上空像蝗虫般漫天飞舞，说不定某年某月某日在不知不觉中自天而降，戴到你的头上。 

中共的帽子既不符合宪法，又无法律依据，纯粹是一党专政条件下以党代政的违法行为。 

2007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