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自由才是真正的痛苦 ——在美國國立憲法中心的演講

文 ◎ 魏京生圖 ◎ 大紀元

人人都知道失去自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究竟有多痛苦，就不一定了。對一般的人來說，媽媽不許你出去玩兒；老闆強迫你工作，也是失去了自由，也會很痛苦，也會找媽媽和老闆的麻煩。但是有了這種痛苦的經驗，並不一定就能理解更嚴重的失去自由是怎麼回事兒。所以記者們和好心的人們總是問我同樣的問題；監獄中的伙食怎麼樣？是不是挨打了等等。其實這些問題都是次要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和真正的問題，是失去了自由。那才是真正的痛苦。

3年被嚴格的單獨監禁

我在監獄中的18年當中，有3年的時間是被嚴格的執行單獨監禁。其他時間雖然也是單獨監禁，但沒有那3年嚴格，還可以和警察、難友們聊天。在完全單獨監禁的3年裏，有1年多的時間沒放過1次風。這1年多就只能的一個很小的小房間裏待著。不准許任何人和我說話，門永遠是關著，飯從鐵門下邊的小洞裏送進來。連窗戶外邊的小小的院子，也不許人進入。在這種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人開始慢慢的失去了耐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被折磨的感覺從你的內部生長出來。既不是疼也不是癢，但非常痛苦，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就失去了理智。更嚴重的就瘋了，成為精神病患者。有很多政治犯就是這樣被逼瘋了，包括共產黨內部的政治犯。

在那一段時間，沒有人會在意伙食怎麼樣，會不會挨打。甚至很多人都會自找挨打，挨了打你會覺得很舒暢。因為壓抑在內心裏的痛苦會發洩出來，會給人一種解放了的感覺。那段時間我也會故意鬧事，用腳踢門，大喊大叫吸引看守我的人和我吵架打架。趁機發洩一下壓抑苦悶的內心的壓力。可惜這個方法只成功了一次。當時舒暢的感覺超過了我的預料，輕鬆舒暢了好幾天。但第二次就不行了，人家發現了我的陰謀。不管我怎樣踢門大喊大叫，就是不理睬我。後來一個好心的看守告訴我，上邊有命令，不管你怎麼吵鬧都不許理睬你了。所以你也就別費事了。

看來這個辦法不靈了，我就想出了另一個辦法。我手頭有幾本中學的俄語課本，每天就大聲的朗讀俄語，藉以發洩心中的鬱悶。整個監獄裏都可以聽見我每天讀俄語的聲音。其實我只是在發洩，並不是讀俄語。很多年後有一個當時在同一個監獄的犯人遇到我時對我說：你的英語要是像俄語那麼好就有用了。我很莫名其妙的反問他，你怎麼知道我的俄語很好呢？他說，那時候每天聽你大聲念俄語，一直不明白你為甚麼不學英語學俄語。我不知該怎麼回答他，因為我其實連俄語也沒學。他們住在大號裏，自由比我們多那麼一點點，就已經不能理解失去更多自由的痛苦了。

為騙國際社會讓我打了一次羽毛球

過了很久。有一天警察突然叫我出去打羽毛球。開始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兒。打了一會兒沒發現甚麼異常，就痛痛快快的玩兒了一下午。那感覺好的超過了和看守打架。過了幾天我就問警察甚麼時候可以打羽毛球。警察說甚麼打羽毛球，你做甚麼夢呢。十幾年我一直不明白為甚麼只讓我打了一次羽毛球。放出來以後有記者問我說；監獄裏的待遇不錯吧，我們都看過你打羽毛球的錄像。這時候我才明白為甚麼只打了一次羽毛球。那是為了錄像欺騙國際社會的。錄完了也就完了，再想打球當然就是警察說的做夢了。

由於有這樣的切身體驗，所以我更加認為自由是人最重要的生存條件。更進一步我想到，人類社會幾千年來都在尋找更好的社會制度。甚麼是更好的社會制度呢，就是能更多地的保障每一個人自由的制度。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前提下，更多保障自由的制度就是更好的制度。

那些專制制度可能比民主有更好的社會秩序，但那個秩序是以大量犧牲個人自由為前提的。那不是好制度，因為人們在那種制度下失去了太多的自由，嚴重缺少生存的必需條件。人們生活得很難受，人們就要反抗，就要造反。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秩序很好，老百姓看上去都老老實實的，妓女和毒品幾乎被消滅了。

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文革

西方的一些糊塗的學者就以為毛澤東創造了最合乎他們標準的好的社會制度。但是他們錯了。就在他們認為毛澤東創造了理想的社會制度的時候，41年前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社會原因，就是共產黨十幾年的專制統治，剝奪了中國人太多的自由。在社會上積累了很多要反抗、要造反的情緒。

當人們自己生活在自由的社會中的時候，不會感覺到自由的重要。以為中國人沒有自由也可以生活得很好。當中國人起來反抗共產黨的時候，他們不能理解人民為甚麼要破壞良好的秩序。為甚麼要搞外人很難理解的文化革命。

按照正常的理解，文化的變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那種急風暴雨式的革命，能對文化的變遷起甚麼作用呢？

毛澤東號召造反，許多老百姓趁機造了共產黨官僚的反，這就說明那不是一個文化的革命。一方面是毛澤東藉助共產黨都能同意的文化革命作為藉口，反動了一場打擊他的政治對手的政變。另一方面。老百姓藉機會發洩他們積壓了多年的不滿和鬱悶的心理壓力。然而最終文革把無產階級專政用到了極致，把這些反抗活動都鎮壓下去了。

在這兩點上，鄧小平及以後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既怕人民造反，又怕人們說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們就不讓人們說文革這個問題。

文革造反的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大家都以為打著毛澤東的旗號造反，就獲得了合法性。結果因為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就相當於是在皇帝面前跪著造反。皇帝想要收拾你的時候，你一點辦法也沒有。共產黨特別害怕老百姓總結了這個經驗以後，下次就不打著你的旗號造反了。所以就不讓老百姓總結這個經驗教訓，不准許討論文革。

在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下，老百姓不能參與媒體輿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剛好是給老百姓保留了那麼一點點自由。當然可以有胡說八道，就像美國的言論自由也有胡說八道一樣。

五四中最左派變成共產黨意識形態

鄧小平之所以要在文革後取消四大自由，主要是因為民主牆也是老百姓利用四大自由，去批評政府，引起了他們的恐懼。所以鄧小平就用文化大革命作為理由，威脅和說服了共產黨內的人支持他消滅了民主牆。文革和民主牆時期的四大自由，恰恰讓鄧小平看到了言論自由的威力。鄧小平就是利用民主牆的聲勢，把華國峰的凡是派打敗了。民間的力量，已經可以干預到中央的權利鬥爭了，而且相當有力量。所以，他上臺以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民主牆給消滅了。

這是他們總結了文革和民主牆的經驗教訓以後，對老百姓趁機造反感到非常恐怖了。

鄧小平感到，他繼續執政雖然可以打著民主的旗號，但並不需要民主。他非常清醒地看到，他還是要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對付老百姓。他不願意人們去批評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文革的殘酷，絕大多數都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造成的，而不是因為人們之間互相鬥爭造成的。兩派組織之間的打鬥，實際上毛澤東和他們一夥人挑撥煽動造成的，正是毛澤東玩弄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手段。

中共黨內鬥爭的殘酷是一個規律。共產黨的這種獨裁專制的政治，同時又帶有一定的宗教性，很狂熱，不講理。所以它比古代的專制政權，表現得更加殘忍。在這麼殘忍的情況下，人們就變得特別不能承認錯誤，而且報復心也特別強。我聽說現在也是這樣，整人也跟文革時期差不多。不管用甚麼手段，一定要把你整掉，不然的話，你可能把我整掉，而且可能是死無葬身之地。這種情況就造成了政治的殘酷性。

這裏我要談談宗教，不是指的西方現代的與政治分離的宗教。而是中世紀那種政教合一的宗教。文革時的許多行為，就跟宗教的儀式差不多。天天聽、天天讀、早請示、晚匯報，跟祈禱的形式是一樣的。向黨交心，向領導交心，就是模仿宗教的懺悔。

這種做法，一方面是毛澤東的一種想法；一方面可能跟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的思想，有很大關係。當時人們總結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認為是中國的文化不行，所以不能接受西方先進的東西。所以先要把中國的文化摧毀。然後在一張白紙上好畫畫。這是五四運動中最左的那一派的意識形態。就是後來變成共產黨的那一派的意識形態。

實際上，文革的許多做法，也是五四時期的一種期望。它在文革的時候發展到了極致。要摧毀所有的中國文化。還要摧毀那些不利於建設共產主義專制的所有的西方文化。所以整個中國就變成文化沙漠了。這也是大家的直接的感覺。

中共另類極端：物慾、妓女、毒品等

經過了文革和民主牆，鄧小平看到了用共產主義理想去統治人們的頭腦失敗了。那麼，甚麼東西最容易把人們的思想軟化下去，不讓他們反抗呢？那就是馬克思說的精神鴉片。所以他用另外一個極端的東西，比如說向錢看這類物質慾望；妓女、毒品等等，麻痺人們的反抗意志，消滅人們反抗的動力。繼續維持一黨專制的統治，而不真正給人民以自由民主。

現在的一些西方企業家和學者也在犯同樣的錯誤。他們在美國和在中國感覺有同樣的自由。不錯，他們的感覺是正確的。因為他們在中國作為有特權的共產黨的朋友，自然會享有和共產黨一樣的自由。

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意的忽略了：他們和共產黨的特權階級享有的比在美國更多的自由，是以犧牲大多數中國人的自由為前提的。

那些被犧牲的大多數，當然會反抗這種壓迫，當然會製造不穩定，當然會造反。而共產黨要維持它的專制制度，也當然要敵視更符合人類生存的民主國家。這是現代國際關係的根本結構。幾千年來，在社會制度發生根本轉變的時代，也都是這種結構。

有些美國政治家說，我們可以放棄意識形態的不同來發展和睦的國際關係。我相信他們的良好願望，但共產黨不相信。共產黨認為你的存在就是對他們的威脅。因為民主所保障的自由太有吸引力了，民主制度的存在每天都在證明著專制的失敗。每天都在產生著顛覆專制的榜樣作用，他們怎麼會相信你說的是實話呢。為甚麼美國在處理和中國有關的事務上經常犯錯誤，就是因為很多美國人不懂得：缺少自由是逼迫人們造反的根本原因。

你不能說服中國人滿足於缺少自由的生活，你就不能說服共產黨相信你的良好願望。這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之爭的根本原因。不是誰願意或者不願意的問題。

　　　　　轉自「魏京生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