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趙紫陽在事件發生半個月前的5月19日，在天安門廣場面對示威學生，拿著擴音器，眼眶含淚、苦勸學生，只是口說「我們來了，但是太晚了。對不起同學了。」（法新社）

6月4日即將來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慘痛場景又按時浮上世人心頭。此時，與該事件攸關的趙紫陽也不免出現在記憶裡，既然浮現出趙紫陽，4月23日才過世的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也很自然的同時出現在腦際。尤其中國股市刻正成為全民運動，偌大的金錢泡沫隨時會爆破以致危機四伏的現時，更加讓人不得不對這兩人做「蓋棺論定」的相對評價。

葉利欽最著名且足以流芳萬世的事跡，應首推1991年8月的那場驚心動魄的「登高一呼」舉措，那是蘇聯軍方奪權，戈爾巴喬夫被輕易釋權，但當時「民選」的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登高一呼，如潮水般的民眾紛紛響應，紅軍的坦克炮口轉向，戈爾巴喬夫也復權。之後蘇聯共產黨迅速倒台，1996年開放總統直接民選，正式開啟政治民主的俄羅斯。在政改和經改雙管齊下的所謂「震盪療法」政策下，初期的俄國亂象頻仍，情況淒慘，被譏評為績效不彰；反觀中共的放權讓利「漸進改革」成效卻備受稱譽。

不過，2004年俄國第三屆民選總統時，主政的普京獲得壓倒性連任，兩大主因之一是「經濟改革已經開花結果」，幾乎各種數據都有傑出表現，相對之下，中國卻陷於張五常教授早年就很擔心的「分類管制的印度之路」，已由「後發優勢」轉為「後發劣勢」，而近期「游資氾濫」形成的「股市全民運動」泡沫經濟將伊于胡底，亦備受世人關注。這與「自由化」嚴重受阻關係密切，與趙紫陽更脫不了干係。

話說1988年，趙紫陽主導的中國經改已遭遇瓶頸，正苦思突破之道的當兒，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經濟泰斗弗利曼（M. Friedman）教授夫婦訪問中國，在當年9月19日下午與趙紫陽對談兩個小時。返美之後，弗利曼夫婦不尋常的聯名寫了一封他倆十多年來沒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特別寫出這次會談的感想，將趙紫陽評述為「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依靠市場運作的國家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

就我來看，此信重點在最後兩句，隱含有「癡人說夢」意涵，而且弗利曼夫婦應有立此信存證、作為歷史檔案的用意。也就在隔年（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趙紫陽在事件發生半個月前的5月19日，站在天安門廣場面對示威學生，拿著擴音器，眼眶含淚、苦勸學生，只是口說 「我們來了，但是太晚了。對不起同學了。」卻沒能站在「民主改革」的學生這一方，沒能登高一呼讓解放軍槍口轉向，不但他自己從此被卸權、軟禁至死，中國的民主幼苗慘被連根拔起，而堅固的全面性界定貪污權利的分類管制也牢牢生根。

相對於兩年後葉利欽面對蘇聯紅軍的場面，趙紫陽若選擇與學生一起堅持民主改革，其風險似乎較小，中國的民主自由很可能比蘇聯早了兩年。該問的是，為何葉利欽能，趙紫陽不能？

答案也許就在弗利曼聖誕信的最後一句話：「趙紫陽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這也可解釋為趙紫陽迷信中共的「黨文化」，中毒太深，走不出「黨文化牢籠」，由此可見中共的「黨文化」之威力何其強大！

由於中共放不掉一黨專政，市場開放、自由經濟根本不可能落實，如今空前龐大的外匯存底帶來的如洪水般的氾濫游資，已開始肆虐，股市、房地產炒作緊接來到，而聲勢浩大的金融風暴和經濟海嘯蓄勢待發。為使中國人民、台灣住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免受金融風暴和經濟海嘯無情摧殘，破除中共黨文化讓中國人、乃至全體地球人不受中共黨文化荼毒，讓「民主中國」早日來到是唯一正路。

怎麼辦？了解「中共黨文化」、進而唾棄「中共黨文化」，終而解體「中共黨文化」應是正解，而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九評共產黨》和《解體黨文化》這兩本書，就是最佳觸媒。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