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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党花瓶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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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党花瓶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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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申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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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中共为了对付主要的敌人国民政府,夺取全国政权,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军,建立了一条统一战线。当时,凡是反蒋的人士,包括汉奸、土匪、流氓以及乱七八糟的党派都是中共的争取和团结的对象,中共自诩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潘汉年、乔冠华把集中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送往北平,组建民主党派和参加新政协。中共让出中央政府6位副主席中的3位(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的2位(龙云、黄炎培),以及司法(沙千里)、教育(张奚若)、文化(沉雁冰)、商业(章乃器)、交通(章伯钧)、轻工(黄炎培兼)、邮电(朱学范)、水利(傅作义)、森林(罗隆基)、水产(许德珩)等非要害部门的部长先后给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另有更多的非党人士担任副部长和副省长,摆出一副共同执政的态势。虽然章伯钧说:“民主人士担任部长是形同虚设。”,但是无论如何聊胜于无。 |
因此中共官方和御用学者解释说,中共一贯把民主党派当作盟友和诤友。反右运动缘起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毛泽东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早就暗藏杀机。团结和利用民主人士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一旦政权到手,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便成为中共的主要敌人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告诫全党:“开国以后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1947年10月27日他在审阅修改一份党内指示中批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如何有计画有步骤地孤立和打击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民主党派,走向个人独裁和党专政的呢?他用了3个绝招。
第一招,打进来,拉出去,掺砂子。这是中共最擅长使用的分化瓦解敌人的法宝。用这个法宝赢得了延安保卫战,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的胜利,把国民政府赶下大海。这便是一支称作“中共特别党员”的第五纵队。自中共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最高层就直接发展和指挥了一批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具有特殊身份的特别党员,钻进对手的心脏。这也是中共对付民主党派的杀手金闲。在中国最大的两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和中国民主自由同盟(民盟)中,民革元老何香凝是中共早期特别党员;民革主席季济深的机要秘书和副主席朱蕴山都是中共特别党员;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反右领导人王昆仑是1932年入党的特别党员;中共利用民革副主席兼秘书长黄绍竑喜好女色的特点,派遣中共特别党员葛琴(女)到他身边担任秘书。在民盟,1926年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的杨明轩在反右后接替章伯钧、罗隆基成为民盟副主席,民盟主席沈均儒故世后又成了民盟主席;沈均儒的机要秘书和民盟副主席闵刚侯也是中共特别党员;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是1933年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
从民主党派中拉出去的有北京民盟主任吴唅。早在1948年他就申请入党,周恩来要求他留在党外起更大作用。1957年3月入党后立即成为民盟反右积极份子;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曾鸣放出不少右派言论,毛泽东放他一马,许感激涕零反戈一击,反右后摇身一变,成为特别党员,使高级知识份子集中的九三学社立即变成中共的一个儿子党。
只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是个例外。1927年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台湾共产党,派当时在苏俄学习的谢雪红去日本会见日共主席渡边政之辅,请日共协助建立台共。1928年台共在上海成立,中共、朝共派人参加。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谢等台共骨干逃沪,后潜至香港由中共安排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选谢为主席,中共许诺台湾自治和普选。1949年中共拟攻台,内定粟裕为台湾省主席,推翻自治和普选承诺。反右时谢重提此事,遂被打成右派。
中共派特别党员篡夺民主党派领导权,进而掌控民主党派的做法遭到了抵制,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说:“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的。”任河南省副省长的民革中央委员张轸就是被民革河南省主任委员、中共特别党员候建瀛揪出来戴上右派帽子的。
民主党派上自中央,下至基层支部,都安插有中共特别党员。文革中乱斗一起,特别党员纷纷浮出水面,人们大吃一惊。原来自己身边貌似落后、中不溜秋的人物是中共秘探。上海某设计院的民盟支部主任的中共特别党员身份便是这样曝光的。
第二招,用“阳谋”怪招引蛇出洞,叫民主党派右翼自行浮出水面,然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民主党派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地做儿子党、花瓶党。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远在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委的组织和统战部门早己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排好队了。其左翼自然是那些打进来的中共人士及他们的追随者,约占10%;右翼多达20%、30%以上;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民主党派反右的目的,便是依靠左派,孤立打击右派,争取、分化、瓦解中间派,分出中左、中右和中中来。笔者50年代在中共基层党委工作过,曾亲历这种秘密的排队。几个人关起门来,日日夜夜暗箱作业,其中有多少主观性、随意性,有多少个人情绪呢!
反右开始,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反击右派份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早早定下调子:“各民党派中,民盟农工最坏。”“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岗位。”在青岛会议上又说:“民主党派打它20%(右派),还有80%(不是)。”
反右中,民盟是重灾区,上海民盟又是重中之重。两千多个盟员中,揪出自主任沈志远、副主任陈仁炳、彭文应以下605人,占1/4;宁夏民盟45个支部中有33个支部的主任委员是右派。民盟两位副主席被毛泽东诬为“章罗联盟”,曾昭伦、费孝通、叶笃义、钱端升、冯友兰、黄药眠等8位中常委和钱伟长、徐铸成、浦熙修等15名中委都是右派。
民革副主席龙云、黄绍竑,中常委陈铭枢、谭惕吾、刘王立明等组成民革右派集团;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右派头目是章乃器,他也是工商联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以主席章伯钧(兼)为首,有一个章、黄(琪翔,副主席)、李(伯球,副秘书长)、王(一帆,中央执行局委员)右派反党集团;九三学社的储安平已众所周知;中国致公党内则有一个以陈其尤(主席)和严希纯为首的反党集团。在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张奚若、傅雷和梁实秋被整得最惨。以上这份名单涵盖了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把民主党派的领导一网打尽。“枪打出头乌”,打掉了敢说敢言的带头人,民主党派形同虚设。
因为早已有了内定右翼的名单,反右开始,不论你有没有中“阳谋”的圈套,千方百计要把“蛇”挖掘出来。民盟的潘光旦教授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连续检讨12次不过关。鸣放时咬紧牙关不开口。有人揭发说他曾经说过“社会学可以培养党政人材。”就此把他打成极右份子;周扬几次派汽车上门接吴祖光出来鸣放,新凤霞叉手堵门不让他去。吴祖光禁不住诱惑,还是中了套。章伯钧、罗隆基两人原本是冤家对头,毛泽东生拉硬扯来个“拉郎配”,屈打成招,把他们结成“章罗联盟”。
第三招,在反右后期,中共清理门户,撤销或免除了民主人士在政府中的职务,国家副主席和12位副总理换上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仅留下司法部长史良、文化部长沈雁冰和水利部长傅作义装点统一战线共同执政的门面。后来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特别党员。
过了这3招,中国的民主党派从此一蹶不振,本来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不堪一击,乖乖地退居人大政协,甘当表决机器,服从老子党的领导。应了民盟中委周颖(女)的一句话:“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她后来当然是右派。
罗隆基说过:“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然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眉毛,那副模样会是多么难看啊!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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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中共为了对付主要的敌人国民政府,夺取全国政权,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军,建立了一条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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