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九回歸十年之際，網民調侃說，要是滿清把廣東租給英國就好了，那今天珠江三角洲都跟香港一樣，也不用搞特區了。評論家陳明辰則說，香港回歸是租約期滿的正常歸還，中共把不平等條約執行到底，九十九年期滿後才接管香港，所以回歸不是外交上的勝利或強大的象徵，而是一種恥辱和對殖民主義的認同。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人要揚眉吐氣，蠻可以提前收回香港。哪怕提前一天，在六月三十日收回，也可說是對貪婪的英國殖民主義的迎頭痛擊。不過當時為甚麼簽約九十九年、而不是更短或更長？慈禧太后那時恐怕想不了那麼多，九十九年或一百九十九年對她來說沒有實質上的差別。那香港（新界）的租期為甚麼是九十九年呢？這和英國的商業傳統有關。

按通常的說法，九十九年是個估計，因為一般人的壽命在百年左右，華人也說人生百年。如果租九十九年，人就會在一生中履行租約的職責。超過九十九年或一百年，那幾乎就跟賣了土地一樣。其實，五十、八十、一百七十五年的租約也很常見。長租約的原因，多是因為土地買賣被禁，如有些國家只允許公民擁有土地，那外國人想居留，就只好簽長期合約。

德國圖平根（Tuebingen）大學的桑德拉．麗泊特（Sandra Lippert）說，九十九年的租約古埃及就有，公元前二世紀一埃及牧師把他的辦公室租了九十九年。中世紀甚至有一千年的租約，文藝復興時減到九百九十九年。莎翁的「亨利四世」也提到千年的租約，所以傑拉德．蓋因（Gerald Cain）推斷，千年租約的做法直到十七世紀都存在。

不過，英國人顯然不知中國的彭祖、五帝顓頊的玄孫。據說彭祖善於導引行氣，也就是氣功修煉，他經歷了堯舜夏商，活了八百歲。如果英人熟悉中國的修煉故事，簽個八百年的合約，中英可能還要打一架，才能收回香港。

六月底《國際商業時報》採訪，問對香港經濟現狀和未來的看法。十年來，香港居民的收入並沒太大的改變，最新失業率比九七年高出兩倍，低入戶十年增加八萬，基尼指數去年零點五三三，為歷年最高。人均GDP十年前香港高出英國五千美元，十年後則低了一萬多。

就香港經濟，還曾就教於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吳惠林教授，他講了個包子的故事，非常有趣。一旅美中國知識份子比較兩岸三地的誠信，談到隔夜的包子時說，「台灣人誠實地低價賣，香港人當新鮮的賣，中國人則賣假包子」。

香港繁榮產生於華人的自由企業精神和英國人的制度。在「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政策下，香港沒有貿易障礙、商業規管簡單、資金流動自由、稅制低、法治良好、知識產權有保障、勞動市場富有彈性，這才導致香港奇蹟的出現。

十年來，「積極不干預」政策已被侵蝕，干預的黑手已深入香港。亞洲金融風暴時，曾蔭權說他「前一晚上坐在床頭哭了」，但港府還是首次打破不干預的常規，動用政府儲備托市。近年來干預明顯增加，潘朵拉的盒子難以關閉。七月的暴力遣返則顯示，紅朝惡習入港，香港繁榮依賴的法治傳統已被黯然踐踏。

美國猶他州一食品公司最近在產品上貼了「無中國生產原料」的標籤，以消除消費者的疑慮。對大陸來說，這可能不算甚麼；但如果香港產品也被如此對待，這對香港經濟、包括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業支援四大支柱產業，其負面影響將是毀滅性的。

港府最近在美國報刊大做廣告，說香港「有很多需要慶祝的地方」，《時代週刊》上的廣告說過去十年證明「一國兩制」是可行的，香港在法治、獨立司法方面保留了與原來「相同的」權力和自由。

冷靜想想，慶祝「兩制」本身就大大的有問題。兩制相較，定有高下之分；高下即分，就應從中選擇最佳。所以說，如果「一國兩制」行不通，才是值得慶祝的，因為我們可以有比較後的判別。恰恰是因為它行得通，才需要反思為甚麼還需要兩制。如果其中一個更好，為甚麼不採用更好的？為甚麼不廢除比較劣等的？究竟是誰在阻止人們選擇更好的明天？

這些問題，是我們在不買包子的時候，需要長考、三思的。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