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一七六九号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派遣两万六千人的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混合维和部队。这支维和部队任期初步定为十二个月，应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部署。联合国这一举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并在达尔富尔种族灭绝的议题上，回应了一些专家学者对联合国的存在意义和实际表现的疑问。

近年来，有关联合国是否仍然具有存在意义，以及是否有效实现成立目的等方面，专家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多次跳过联合国而单方面行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联合国的权威和代表性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这两个机构，是实现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和维护人权的主要机构，也是专家们衡量联合国业绩的主要元素。
联合国正面临怎样的挑战？联合国过时了吗？

联合国面临新国际秩序
联合国是二战结束后创立的国际机构系统的核心。其它的机构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后转变为今天的国际贸易组织（WTO）。

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塔列兰（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erigord，1754-1800）曾经把外交描述成政府延迟行动，以避免犯下昂贵错误的工具。然而，今天所谓的“国际组织”却经常延迟试图纠正错误、遏止悲剧的行动。

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盖里（Boutros Boutros-Ghali）曾经承认对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种族屠杀坐视不理，因此造成几百万人的丧生。对于车臣、科索沃及苏丹达尔富尔的大屠杀，联合国也采取忽略或反应迟缓的态度。

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和国际研究专家王维正教授在接受新纪元周刊采访时表示，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面临该组织不太适合解决的新问题。联合国建立时的架构，是一个以国家之间为主的国际组织，但冷战后，对于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家内部，如内战、游击队或失败的政府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呈现出它老大、有点落伍和过时的特征，赶不上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的主要挑战。

他举例说，比如中共在苏丹的政策，达尔富尔的议题。这个议题，用新的国际角度来看，那里每天都有人被屠杀，这是一个种族屠杀的问题。一般来说，人们无法忍受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会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也就是所谓的人道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要比国家主权不受外来干预的这个传统更重要。可是长久以来，中共为了为自己在苏丹的广大油源辩护，尽管苏丹每天都有人死亡，但它仍然援引旧的国际法原则－－不干涉内政。中共等于间接拒绝国际社会，介入苏丹的内政来救人的途径。

联合国于二○○六年三月，投票通过成立新的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图为二○○六年六月十九日在日内瓦总部召开首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会议中英国代表发言。（Getty Images）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的改变促成了七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一七六九号决议。而中共的改变是为了在强大国际压力下，维护二○○八年北京奥运。

知名教授罗杰．史克鲁顿（Roger Scruton）认为，真正的世界秩序不是国际（国家之间）（international）的，而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他认为，国家和政府体系的思维已经过时，在未来的全球社会中将无法占一席之地。

联合国和成员国的互动
联合国负责外部事务的前副秘书长、现任联合国基金会资深顾问吉利恩．索伦森（Gillian Sorensen）接受新纪元记者采访时，否认联合国落伍。她认为，联合国还是唯一可以代表所有国家的国际机构，并说，联合国只不过是所有成员国的集合体，所以联合国的秘书长（Secretary General）更多的时候是秘书（secretary）而不是将军（general）。意即不要指责联合国，指责个别成员国吧！她强调，很多人不知道国际卫生组织等也是联合国体系内的组织，而把矛头指向安理会。她说：“成员国的政治意志是关键。”

作为联合国基金会资深顾问，她表示，美国不相信联合国，对联合国没有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时常变化，因而导致隔阂并降低美国的信用。作为由美国政府推荐的前副秘书长，她时而又转换角色，以美国代表的角度阐述观点。她的话充份体现了联合国当今的风格，在许多美好且专业的词汇所堆砌的优雅句子背后，很难找到实质的内容。

根据《国际观察》杂志（National Review）报导，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语句如此含糊，以至于一四四一号决议案的提倡者们认为，它授权对伊拉克的战争。而至少有四个投票支持该决议案的国家，认为该决议案会阻止对萨达姆采取军事行动。

联合国负责外部事务的前副秘书长、现任联合国基金会资深顾问吉利恩．索伦森。（吴芮芮／摄影）

索伦森女士表示，联合国具有“超强汇聚力”，并说，特别是小国家，他们派出来的联合国大使，都是国家绝对的外交精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里，这些精英相互沟通交往，没有比这更好的国际外交环境了。另一方面，提到联合国扩大安理会的改革计画，她说，同事们把现状描述成“休会”，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

史克鲁顿教授认为，联合国大使是各国的权力阶层派出来的代表。很多这些取得权力的统治阶层，与当地人民不一定有关联，通常没有兴趣代表那里的人民。联合国将统治阶层的精英和暴君合法化，并作为“国家”列在它的名单上。在冷战时期，把前苏联放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上，只是现实地承认前苏联具有危及世界和平的力量的表现。西方国家撰写的成立宣言，在非西方国家中也长期被忽略。

新时代的曙光
目前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动态如何改变联合国呢？人权和世界和平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在过去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ttee）广遭批评后，联合国于二○○六年三月，投票通过成立新的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务路易丝．阿博（Louise Arbour）迅速表示，这个新成立的理事会是“新时代的曙光” 。
在七月底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传统基金会专家布赖特．雪佛（Brett Schaefer）表示，众多施行人权迫害的政权享有人权理事会席位，这样的格局，即便美国有一席，也不能对现状起到实质的改变。

由于新的人权理事会在成员资格方面没有有效的限制，人权迫害者如阿尔及利亚、古巴、中国、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国，都通过承诺日后达到人权标准而成为成员国。

在人权理事会成立的第一年内，没有涉及任何在中国、古巴或北韩的人权迫害，也没有制裁苏丹在达尔富尔的大屠杀。只是进行了一个特别会议，通过了一个温和的决议和四个温和的决定，表示对达尔富尔地区的“关注”。由于阿拉伯国家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这一年里，理事会就以色列问题，进行了三个特别会议，通过了十项决议。百分之七十针对国家的决议都集中在以色列。

雪佛的证词表示，加拿大在人权理事会起了领导性的作用，然而加拿大却被报复。在通过人权理事会新工作程序时，虽然加拿大坚持它没有支持，甚至没有看到决议文字，四十七个席位的人权理事会却表示全票通过，而且投票表决四十六比一（加拿大）称加拿大同意新工作程序。

位于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UN Watch）五月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的曙光？》的报告。报告表示，虽然人权理事会的四十七个成员国超过半数是民主国家，但是大约只有十二个左右的国家在投票中真正地维护价值和原则。报告内容提要称：“人权理事会越来越被镇压性的政权所组成的无耻联盟所主导，它不但不做改革，而且破坏极少数有意义的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

联合国的未来
《三国演义》第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今天依然很有道理。不相信联合国的专家们提出，目前其它国际组织、公约、联盟和经济合作体等，可以整体取代当今的联合国。但更多人认为，联合国虽然有很多缺点，但目前还没有到要在历史舞台谢幕的地步。

联合国如何迎接挑战？王教授认为，联合国要在如何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权之间取得新的平衡点。如果说，有联合国会员国没有做好，没有善待自己的人民，那么联合国应该完全有权力来帮它做它应该做好的事情。

然而如果联合国越来越成为独裁或非民主国家的游乐场，更多的国家可能会越过联合国，而采取地区性或个别联手行动。一旦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授权联合国在许多问题上的代表权后，联合国影响力将会越来越黯淡。这是一场联合国成员国的耐心和利益决策、与联合国效率和代表力之间的赛跑。也许它的重点不在于联合国本身，而在于各国对于国家集合体的信心、和在群体中道德与行为的表现。如果哪一天，联合国整体的表现成为最低道德成员国的写照，那么这将是人类的悲哀。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