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周刊》七月廿三日的封面故事以「碎裂中國」(Broken China)為題,報導質疑中國無法解決環境問題、無法抑制股市投機和管理企業,如何能成為下一個經濟強權?中共的問題在於其自身的權力結構,它並不缺乏解決自身問題的資金,它真正缺乏的是檢視其政治結構的決心。

報導說,在過去卅年中,中國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達到百分之九點五。它出口從T恤到電視等各式各樣的產品,外銷能力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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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周刊:碎裂中國

中共當局給予各省市教育和醫療資金,大都被移轉到其他可疑的投資項目。圖為北京一所民工子女就讀的學校。

編譯 ◎ 陳邁克 圖片 ◎ Getty Images

《商業周刊》七月廿三日的封面故事以「碎裂中國」(Broken China)為題,報導質疑中國無法解決環境問題、無法抑制股市投機和管理企業,如何能成為下一個經濟強權?中共的問題在於其自身的權力結構,它並不缺乏解決自身問題的資金,它真正缺乏的是檢視其政治結構的決心。

報導說,在過去卅年中,中國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達到百分之九點五。它出口從T恤到電視等各式各樣的產品,外銷能力驚人。它擁有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消費市場,其所賺取的大量金錢使其得以買下南美的礦場、IBM的個人電腦部門,以及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公司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的大量股份。

然而,為何相同的政府在當地和外國專家的多年警告下,仍難以制止外銷的危險物品,包括污染的海鮮、毒牙膏和藥物等?關於中國危險產品的新聞報導,透露出一個驚人的事實──只要你稍微探測一下中國的經濟奇蹟,你會發現有大量的行政弊端存在。產品安全只是中共政權無法執行所需規定的一方面,其他從製造、環境到版權和資本市場等許多方面,同樣存在很多問題。


中國外銷的危險物品,包括污染的海鮮、毒牙膏和藥物等。圖為北京市場的海鮮攤販。

 


中國外銷的危險物品,包括污染的海鮮、毒牙膏和藥物等。圖為北京一家商場販售中國製造的玩具。

儘管中共政權從九○年代初期開始,就鄭重地對美國承諾要保護智慧財產權,但是這部擅於封鎖網絡的政治機器,卻無法阻止北京市中心的小販出售冒牌的iPod。

中共已經說了幾十年要建立社會安全網,但是當工作人口老化時,它卻未投資足夠的錢阻止隱約浮現的醫療、教育和退休金危機。

中國經濟模式的臨界點

過去曾成功地增加國內生產總額的相同政策,卻也阻止了中國經濟更上一層樓的進取心。中共不願意做必要的投資以提供基本的醫療,以及可以在全國各地執行環境、安全和公司管理的管理機制。

北京人民大學經濟學家陳秀山(Chen Xiushan)說:「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是以簡單的擴產觀念為基礎。這個模式已經到了臨界點。」

另一個較棘手的問題是,中共自身的權力結構。儘管中共當局在政治上完全壟斷,但是地方的共產黨官員卻享有社會上和經濟上的特權,促使他們藐視規定或是毫無顧忌地揮霍。

不正常的施政

如果中共的問題持續下去,全世界都必須與此一無法保證產品的安全、抑制盜版或減少污染的貿易巨人為伍。在未來幾年,中國可能可以持續快速成長,但是中共不正常的施政,卻使人懷疑中國是否能真正成為經濟上的超級強權。

中國官僚資本主義黨

中共並不缺乏解決自身問題的資金,它也有管理環境、醫療和勞工安全的法源。中共真正缺乏的是,檢視其政治結構的決心,此一政治結構給與共產黨官員太多權力,甚至足以對最小的村落的經濟生活產生巨大影響。

中共的經濟制度跨越六百五十七個自治市、二千八百六十二個縣和四萬一千六百三十六個城鎮。美國密西根大學漢學家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表示,因為共產黨官員的年度考績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以GDP的成長來評等,所以他們給予地方企業低利貸款、證照、不受競爭者影響和不受規定制約等優惠。官員貪污的機會很大。李侃如說:「心照不宣的是,如果你的地區富起來了,那你也應該富起來。中國共產黨應該叫『中國官僚資本主義黨』(Chinese Bureaucratic Capitalist Party)。」

儘管中共當局給予各省市教育和醫療資金,但是這些錢大都會移轉到其他地方。中共審計署曾指出,百分之十受稽核的中央資金,包括用於退休金、醫療和失業的配額,被非法移轉至公司、興建豪華的政府大樓和其他可疑的投資項目。美國智庫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學者羅森(Daniel H. Rosen)表示:「所有我們認為對中國而言比較有利的條件,現在正轉變為不利的條件。」

中共利己主義不可能改變

有人說,中國經濟模式的缺點很多。這樣的評斷是否公平?中國在短短卅年內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參考其他例子,韓國和台灣在經歷民主的創傷轉型後才制服了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地,中國共產黨似乎無法忍受政治上的改革。事實上,它正在壓制不同的言論。

於是,問這麼一個不同的問題就很公平了──在改革者幾十年的努力之後,為何認定中國將建立現代工業社會所需的財政、法律和行政制度?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馴服毫無紀律的利己主義,此一利己主義是鄧小平在歷史上與黨和人民妥協所造成的。這需要一種法律制度,此一制度不讓地方官員規避法令、不以簡單的GDP指標和滋養企業的資本市場評量官員的考績。簡言之,就是讓共產黨遠離企業。目前,這種改革在政治上似乎不可能。畢竟,我們今天看到有問題的中共還將是十年後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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