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嚇背後的政治因素【專訪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程曉農博士】

文 ◎ 吳芮芮

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一九八九年起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並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近年以來，程曉農發表過許多分析中國政治經濟走向的文章，受到海外同行的高度重視。

最近，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兩位學者發出的拋售美元的威脅，其背後的原因和更為深層的政治含義到底是甚麼？就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對程曉農博士進行了專訪。

記者：不久前，中共的兩位官方學者表示，中國可以用拋售美元資產來應付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們比較關注的是，這種事情會不會發生，中國是否有這樣的能力，以及一旦發生會有甚麼樣的影響。這些方面很多專家都有所討論，但為甚麼這個時候中共會發出這樣的信號，背後的背景因素是甚麼，卻很少有專家涉及。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程曉農：從技術層面來說，中國拋售美元對美國政治經濟施加壓力是做不到的。因為如果美國債券出現大量拋售，價格會大幅下跌，投資者擔心虧損，也不敢接盤。這和賣房子一樣，你不能說我拚命降價就一定能賣掉，一定要有一個願意接盤的下家，否則降了價也賣不掉，最後還是砸在自己手中。

這只是一種詐唬。而且這兩個人非官方的身份，很容易以一種學者的立場來表達不負責任的言論，這很像當年朱成虎關於核武器的表態。但是因為這兩個人是政府擁有的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所以從他們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一個關鍵的問題。第一是，他們和政府關係極為密切，很清楚中共當局的立場，也清楚了解說甚麼話政府會滿意，講甚麼話是政府大忌，會帶來懲罰。顯然他們知道他們放出拋美元的聲音不會遭到政府懲罰，而且中共當局很樂意看到有這樣的聲音出現，所以中共一直沒有很認真很嚴肅的闢謠。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它反映了很根本的東西。西方國家經常以為，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也對外開放了，所以中共當局就會像其他民主國家政府一樣，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國際準則和國際上公認的道德倫理標準都認同的負責任的政府。但從朱成虎和最近這兩位學者的言論，都反映出一個事實，就西方社會對中共政權這種期待，帶有明顯的盲目性，很多時候是一廂情願的。中共政權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政府，也就是說它不遵守國際社會公認的準則，相反它對國際社會有很強的敵對意識，這種敵對意識主要反映在他對民主世界，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的敵對意識中。在中共政權相對弱勢的時候，它會把這種敵對意識潛藏起來；一旦稍微變強一些的時候，哪怕是一點點的一定實力的時候，這種敵對意識就會表露出來，它就必然要挑戰現存的公認的秩序。

這樣的例子在中共歷史上非常多，當年毛澤東在弱勢的時候會選擇國共合作，甚至表態支持當時的中央政府，為國民黨政府工作，就這樣的情況。中國現在有些錢了，西方爭先恐後來中國投資了，所以我就可以說一不二了，就必須按照我的意思來。

中共的意思，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堅持中共的一黨專制，這是不允許任何人置疑的。根本來說，中共和國際社會的敵對意識，來源於專制與民主的敵對。只要中共堅持一黨專制，它就會時時感到來自以民主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的威脅。儘管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真正想要顛覆中共當局，我相信絕大部份民主國家的人都認為這個國家根本無法顛覆，但中共始終無法擺脫這種強烈的所謂危機感。因為在道義上，沒有辦法證明這種專制體制是必要和必須的，所以它必然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既然你要用我的廉價勞工，想進入中國的市場，我就有能力來要挾你，通過這種要挾來達到鞏固自己地位的目的。

在這樣的前提下，這類言論的出現就毫不奇怪。

對中共來說，即便不在外匯儲備問題上作文章，它也會在核武器、外太空發展或其他問題上作文章。根本的原因，是中共希望能夠維持一種所謂的恐怖平衡，這是典型的冷戰的做法，當年蘇聯和美國就是維持著這樣一種平衡。

有趣的是，中共當局口口聲聲說冷戰結束了，指責西方國家用冷戰思維看待中國，而這兩位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學者的話，再次證明真正的冷戰思維，其實自始至終存在於中共的腦袋裏。中共並不是被動地面對著西方民主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力，而是時時刻刻在準備建立這樣一種冷戰式的恐怖平衡。

中共不見得真正想把現有的國際格局推翻，因為那樣中共自己也會四腳朝天，但他希望通過這種平衡來提升自己的地位。

顯然，這兩位官方背景學者的言論中，關於是否會拋售美元，以甚麼方式拋售或者是甚麼時間來拋售等等細節其實根本不重要，因為真正做出決定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但這兩位的話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只要中共有一定的實力，它就會想通過擴大爭端甚至發動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才是整個問題的要害之處。

這兩位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學者的話，再次證明真正的冷戰思維，其實自始至終存在於中共的腦袋裏。中共並不是被動地面對著西方民主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力，而是時時刻刻在準備建立這樣一種冷戰式的恐怖平衡。（Getty Images）

記者：我經常參加一些美國華盛頓智庫的一些研討會，發現中共當局或者說中共的想法和行為方式，往往超出了很多美國的學者專家的思考空間，他們要麼就無法深入思考判斷，要麼就是一句不可能發生或者稱為誤解就完了。比如這次中國學者說的拋售美元的問題，美國很多經濟和政治的專家學者認為，那兩位中國學者並不代表官方，因此不值得嚴肅討論，這樣的事情根本就不會發生。在討論有關中國和中共問題的時候，如果要談及一些深入和實質內容，不但專家學者，甚至是一些政府官員都強調是非公開談話，要求媒體不進行報導。您覺得這是甚麼原因造成的？

程曉農：在西方國家尤其是民主體制的西方國家中，人們很難理解共產黨專制國家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因為這種思維和行為方式和他們完全不同。但是那些原來是共產黨統治國家的人們，就很能瞭解中國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比如波蘭和捷克的知識份子和官員，都是這樣。沒有在共產專制制度下生活過的人，往往帶著善良的、有時甚至幼稚的想法去看待和理解共產國家。他們傾向把中共領導人和西方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等同起來，因為只有通過這樣的比較，他們才自認為能夠把握中共官員的思維。

這樣的等同比較很天真。共產黨的一個本質，就是毛澤東當年所說的那幾個字：無法無天。在國內如此，其實在國際社會也同樣如此。任何時候，如果中共表現出願意接受國際公認標準行事的時候，往往都有實用主義的目標，而內心深處，他們從未放棄否定和想要顛覆現行秩序的想法和企圖。

很多人都知道鄧小平當年的外交政策總綱：韜光養晦。大家一般都注意其中的「養晦」二字，低姿態，這四個字背後的含義，是一旦有了實力，就可以露出尖牙利齒了。「養晦」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揚眉吐氣，挑戰和顛覆西方現存的價值觀和秩序。

當年前蘇聯是這樣的，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輸出革命，顛覆其他國家的社會秩序和政權，而中共在還沒有建立政權之前就開始這樣做了。共產黨認為自己的合法性必須通過暴力和暴政才能確認，所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永遠都有征服和征服者的心態。這和民主國家的寬容和平共處的基本思維相反，因此不能用對待民主社會的方式來對待共產國家。

記者：除了天真之外，西方學者中是否也有因為利益等其他因素故意這樣去誤導的呢？

程曉農：當然有。

比如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所謂專家，和那些在中國有很大經濟利益的大商家都有這種傾向。我們稱這個是自律。其實這種自律的存在，就可以證明共產制度本身的攻擊性。共產政權並不只是控制本國人民的行動和思維，也要控制國際社會別的國家的人。

記者：西方的主流媒體上，一般把和中國的爭端都局限在經貿問題本身，包括資源爭奪等等，您怎麼看？

程曉農：這個問題更為複雜，比如中美貿易不是一個公司在做。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從事對中國貿易的西方公司都會關心國際關係和政治問題，中國從事外貿的企業也是如此。剛剛我們談論的主要是政治層面的問題。

記者：貿易公司本身並不關心貿易摩擦問題？

程曉農：也有關心貿易摩擦的公司，因為涉及到自己的生意。但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問題，是中共長期資助對美出口的企業進行廉價傾銷，這導致中美貿易逆差日趨加大，和中國外匯儲備急劇增加。

事實上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就是不計成本的傾銷積累外匯的做法，現在已經反過來危害到中國本身的經濟穩定性。但是我發現，中美兩國在討論貿易摩擦的時候，出發點明顯不同。美國政府基本是限制在經濟層面，最多擴大到知識產權的層面。但中共當局不一樣，中國官方媒體千方百計把美國對平衡兩國貿易和消減貿易逆差的要求解釋成為美國的霸權主義，解釋成美國在打壓中國的發展等等。通過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語調，藉此煽動對美仇恨。這在中國國內有明顯的效果，比如年輕一代人盲目相信跟從中共的論調，認同這樣的宣傳。

比如在和美國進行知識產權談判的時候，中國從來不會公佈談判的細節，更不會介紹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嚴重情況，反而常常宣傳說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不得不做出讓步，吃了很大虧。通過這種民族主義的煽動，把經貿問題全面政治化。

記者：那您對人民幣升值問題有甚麼看法？

程曉農：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其實人民幣幣值太高，也給中國帶來很多害處，中共當局現在正在吞嚥這顆苦果。對外面臨很大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由於巨額外匯儲備投放的人民幣貨幣，導致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已經開始，最後會產生甚麼樣的後果，現在還很難預測。

可以預期的是，這會帶來中國全面的物價上漲，然後帶動人民幣的貶值。所以現在中國處在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雙重壓力之下，變成了進退兩難。中國最初的政策，是鼓勵出口以儘量多的賺取外匯，然而中共當局的政策比較僵硬，一旦政策形成之後很難改變，許多企業包括外資企業，也就學會了利用這種政策，比如出口退稅來為企業牟利。這種政策對中國不利的因素逐漸積累，到最近兩年這種不利因素開始發酵爆發。

我認為中共當局現在多少開始明白，很多事情不可能是一廂情願的。它希望吸引外資投資支撐中國經濟，維持就業，也希望擴大外匯儲備維持金融體系，那麼它就必須承受資本流動性過大，資產通脹，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以及嚴重通貨膨脹等等負作用。

這種經濟政策到底利弊如何，最後結果如何現在還不好說，但至少不是向中共自己宣傳的那樣是巨大的成功。

記者：有些人認為中國兩位學者的講話，是對美國國會的一種輿論壓力，您覺得這種壓力有效果嗎？

程曉農：這要看美國國會如何去解讀這個信號。不能說一點效果沒有，但如果大家看清了這個言論背後的種種政治目的，也許對這種信號就會有比較恰當的回應。

記者：非常感謝程先生接受我們的採訪。

程曉農：謝謝。

中共和國際社會的敵對意識，來源於專制與民主的敵對。只要中共堅持一黨專制，它就會時時感到來自以民主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的威脅。（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