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八月，一位前东德运动员要求德国田径协会把她的名字从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名单中除去，因为当年东德政府系统的让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而她就是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吃了兴奋剂，才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为了让体育保持纯洁，她放弃了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头衔。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八日，在德国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场前，她蹲下身来，从七岁的中国女孩陈法度手里接过了奥运人权圣火的火炬，准备为自由中国而跑。为了让奥运会不被专制、酷刑迫害污染，保持纯洁，她出任奥运圣火接力传递德国大使，抵制中共要举办的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年近五十的时候，她又一次跑接力，但这次是为了中国人的人权。

她就是前东德短跑健将茵尼斯．盖博尔（Ines Geipel），现在的她是作家，并在柏林表演艺术大学担任教授。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的烛光晚会。（大纪元）

田野中奔跑的女孩

一九六零年，盖博尔出生在被誉为“德国绿色心脏”的图林根森林（Tueringer Wald），在质朴而又散发着浪漫沉静气息的乡村里，盖博尔度过了她生命的前十七年。

“那里的生活很平静，但对我来说，有点儿沉闷无聊，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所以我就经常在田野里奔跑。那时我参加了很多周围地区的运动会，什么专案都参加，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跳远……我得到了这么多奖牌，都抱不过来了。” 盖博尔一边笑，一边两个骼膊在腹前做出了一个合抱的姿势，“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还有违禁药物这个东西。”

违禁药摧残的运动员

盖博尔十七岁那年，她的运动天份被东德当局发现，在田野中自由自在奔跑的日子结束了。盖博尔来到了当时东德的耶拿（Jena），接受正规的田径训练。当时东德最大的生产违禁药物的厂子也在耶拿。

“别的运动员最早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在那里训练，我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十七岁了，我总觉得自己来得晚了，要尽快赶上。后来我才知道，来晚了其实正是我的幸运。”

在运动队里，所有的运动员们都被要求吃一种“补充体力的维生素”，盖博尔也不例外，“如果在比赛前吃这种‘维生素’，比赛的时候就特别亢奋，成绩也特别好，但比赛结束以后，这个亢奋劲儿就过去了，就一下子陷入了一种忧郁，甚至是绝望的状态，而且我还受到神经性贪食症的折磨，就是不能控制的狂吃，然后就狂吐。”

在吃了兴奋剂的情况下，一九八四年，盖博尔和三名队友创造了四二点二秒的女子四人百米接力世界纪录，现在这个纪录仍然没有被打破。

体育强国背后的残酷

使用违禁药物并不只是盖博尔一个东德运动员，而是在东德当局的支援和威胁下，所有的东德运动员都服用药物。

从一九六八墨西哥城奥运会到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在短短二十年间，当时的东德共获得五百一十九枚奥运奖牌，尤其是女运动员在游泳、田径等奥运金牌大项中曾经傲视群雄。如果不按奖牌总数，而是以人口比例计算，东德所获得的奖牌数量是苏联的十倍，美国的十三倍。当时被称为“体育神话”，直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下后，东德体育的内幕才逐渐为西方国家所知。

二零零六年，德国体育科学研究所公布了一份由洪堡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史比策所写长达七百多页的调查报告，揭示了这个“体育神话”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份经过十年的调查才写出来的报告显示，违禁药物（兴奋剂）“成就”了这个“体育神话”。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东德国家安全局定期给运动员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和口服激素等违禁药物，他们对运动员们说，这只是“提高成绩的维生素”。报告中指出，东德每年给运动员派发至少二百万片合成代谢类固醇。甚至在幼儿体育中，就开始将类固醇与食品混在一起给孩子服用，很多孩子毫不知情的吃了下去。

史比策的报告中还指出，在东德国家安全局的指使下，当年至少有万名东德运动员长期服用各类违禁药物，造成至少一百名运动员死亡。根据史比策的推测，由于使用违禁药造成身体严重受损的前东德运动员至少有一千人。他们当中有的身体发生异变，女性选手声带变粗、痛经等，还有人得了癌症或生育畸形儿。这里还没有算上症状比较轻的。

一个典型例子是安德烈．克里格（Andreas Krieger），“他”原名海蒂，一度是东德著名的女铅球运动员，曾经获得欧洲铅球冠军。一九七九年，当“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时，被选入东德田径队。此后，除了每天艰苦的训练外，“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大剂量的男性激素，开始声带变粗，出现男性特征。最后，当“他”成为著名女子铅球运动员时，“他”的身体也垮了。

一九九七年，因长期服用男性激素的后遗症，“他”的身体和情感都倾向于男性，“他”不得不做了变性手术，现在每个月必须注射男性激素，这对“他”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体育强国”常被东德政府称为“民族崛起的象征”，巩固了德共的执政合法性。而它的背后是无数被剥夺了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德国运动员。

政治原因中断体育生涯

“我还算是幸运的，我进运动队的时候已经十七岁，可以算是一个成年女性了。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又因为政治因素，我提前结束了我的运动员生涯。所以我因为服用兴奋剂而带来的症状没有别人那么明显。” 盖博尔说。

一九八五年，在盖博尔和她的队友一起打破了女子四人百米接力世界纪录一年以后，她在一次国外比赛期间打算离队，留在西方。盖博尔回忆道：“我在墨西哥爱上了一个人，但我是东德人，当时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所以我打算离开东德，去和我的爱人一起生活。

但是我的离队计划被一个队友告发了，我没有逃跑成功，反而被东德当局认定有政治问题，回到东德以后，还受到了政治审查。” 

当时的麻烦还不止这些，盖博尔接着说：“我有一些朋友和共产党政权的意见不一样，大概东德当局觉得我这个人太麻烦了吧，他们就想让我离开田径队。但是我的运动成绩很好，他们得找个藉口让我走。有一次，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肚子痛，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开了刀，自那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就不允许我参加比赛。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肚子痛是怎么回事。”

这些事情当时的盖博尔并不清楚，她一直以为那是一次正常的住院治疗，直到东德倒台后，秘密文件被解密了，她才发现，原来这次“治疗”是事先安排好的。

学习德国文学 成为作家

前东德短跑健将茵尼斯．盖博尔（Ines Geipel），现任柏林表演艺术大学教授。(Getty Images)

二十五岁就被迫中断了运动员生涯，盖博尔因祸得福，因为她的身体没有被兴奋剂摧垮，而且生活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篇章，她开始进入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训练比赛完了，晚上回到住所，坐在床边，我觉得内心如此的空虚。离开体育以后，我就选择进入大学的德国文学系学习。”

四年后，就在她将要毕业的时候，平静的大学生活被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打破。当时，她在电视里看到了天安门广场学生遭到中共当局镇压的画面，尽管当时的东德政府对中共采取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表示支援，盖博尔却和一个同学一起在大学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德国同学们，不要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支援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学生！”这一纸宣言给盖博尔带来了麻烦，她因此被学校开除，又被反覆审讯。

盖博尔选择了逃亡。就在柏林墙倒塌前的几个月，盖博尔和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一样，从匈牙利转道，逃离东德，到了西德，并在西德完成她的学业。盖博尔从此脱离体育行业，成为一名作家。现年四十七岁的她在柏林表演艺术大学担任教授。

为了一个纯洁的奥运

“当今中国发生的事情和当初在东德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同样存在着国家支援的服用违禁药物的现象，这是利用人的身体对体育进行亵渎，人的身体成为工具，奥运会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 盖博尔评论道。

“还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西藏人的迫害，对所有中国人的思想控制……这些都是在极权国家才能发生的事情。从我的亲身经历，我知道生活在共产极权社会意味着什么。”盖博尔回忆道，在得知人权圣火全球传递的活动即将举行的那一刹那，她就清楚地知道：“我要为一个自由的中国参加路跑。”

德国圣火传递大使茵尼斯．盖博尔（Ines Geipel）教授举着火炬，牵着刚满七岁的陈法度的小手，领队路跑。（记者曹工摄影／大纪元）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八日，在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场外举办的奥运人权圣火接力仪式上，盖博尔从七岁女孩子陈法度的手里接过了从雅典传来的人权圣火火炬。六年前，陈法度的父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六年来，法度的母亲带着她，走遍了世界四十五个国家，呼吁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为的是不要让别的孩子再遭受陈法度的痛苦。

从法度手里接过火炬，盖博尔充满信心：“在人权问题上，我们一定会取得了具体进展。为此，奥林匹亚是一个机会。我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带着对自由中国的希望起跑！”◇

自愿参加人权火炬传递的德国民众开始第一程路跑。（记者吉森摄影／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