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右)和摄影师林伟鸿(左)在工作中。(图片:张虹提供)

在香港故事片风靡的今天,纪录片是被人遗忘的市场。张虹,是香港唯一全职纪录片导演,又是一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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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写人生 镜头录历史
--访香港专业纪录片女导演张虹

香港记录片导演张虹,喜欢读张爱玲小说和历史故事,对人生充满好奇,最终选择拍冷门的记录片作为自己的职业,她也是目前香港唯一的全职记录片导演。(图片:张虹提供)

文 ◎ 梁珍 图 ◎ 李明


张虹(右)和摄影师林伟鸿(左)在工作中。(图片:张虹提供)

在香港故事片风靡的今天,纪录片是被人遗忘的市场。张虹,是香港唯一全职纪录片导演,又是一名女性。

上月香港亚洲电影节一个影片放映活动前,和她以及摄影师林伟鸿,在香港九龙庙街一间楼上简陋餐厅短叙。闲谈中,旁边一个女孩,突然走上前来对她说:“你是张虹吗?我是你的超级粉丝。我很喜欢你的电影。”

“看来还是不少人喜欢你的作品。”我颇有些惊讶,也为自己对纪录片的无知感到汗颜。“可能这个女孩是社工,他们比较关心这类题材。”张虹淡淡地回应道。

纪录片冷门 亏本耗时耗力

出生在上海、成长在香港的张虹,曾修读社会学和电影,并在加拿大筹办电影节多年,九四年回港后,曾当场记。因为不喜欢商业电影导演随便骂人的氛围,她之后离开商业电影市场,写影评及教授电影课程,也当过翻译。一九九九年,在一个基金赞助下,她拍摄第一部作品《看不见的女人》,描写几个印度女人在香港创业的过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零二年辞工后,走上全职拍记录片的道路。

然而在市场主导的大环境下,张虹的选择并不为人看好。试过香港电台拍纪录片的导演朋友等都向她泼冷水,皆因香港纪录片实在太冷门,亏本又耗时耗力,几乎没有人愿意拍。遇到敏感题材,当事人不愿意接受采访,更随时可能杀青,而且张虹坚持以电影手法拍纪录片,不走电视路线,更令市场缩小。

“我今年四十九岁,我再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理由等下一世。”问张虹为何要选择这样一条难走的纪录片道路?她颇带有点宿命的味道回应道。“有时觉得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你叫我做其他,我都不开心,我做过很多行,拍纪录片是我真的喜欢的事情。一来我八卦,喜欢作记者,周围问人。二是我实在很喜欢电影,拍纪录片我可以长时间、很深入的写一件事情。”

拍记录片的要求,除了会拍电影之外,还要对这个社会有兴趣。“你看看香港游行队伍中,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二、三十岁比较少。但二、三十岁恰恰是最适合拍片的,因为精神又够,体力又够,又有时间。但他们对社会都没有了解,怎么拍?”

虽然负债经营,不够钱交租,但谈起纪录片,张虹仍然神采飞扬。本来是因为好玩拍片,但这一拍就是六年多,期间创作了《平安米》、《七月》、《搬屋》、《问》,最新作品是描写内地教育制度的《农村初中》等。其中《平安米》获得零二年第八届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公开组金奖及大奖。


张虹的作品之一。

“直接电影” 坚持原汁原味

谈到坚持拍摄的动力,张虹归功于美国纪录片大师费特力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平实的“Direct Cinema”拍摄手法,导演不可以有立场,拍摄不可以影响事件的发展,影片中并无旁述、访问或配乐,目的是让观众自己去理解及分析影片中的所见所闻。

她非常喜欢这种拍摄手法,事先不会判定一个人的好和坏,镜头也采用平视的手法,真实地再现当事人的喜怒哀乐。拍《平安米》时,镜头中老人家为争位有相互冲撞,甚至骂粗口。有人批评她将老人家拍成这样,因为老人家都是比较慈祥的。

但张虹坚持要原汁原味。“你会发现好人有可能会做坏事,坏人也可能变成好人,那你要不要?所以我们不会特意将某人丑化或者美化,我们拍摄的镜头不会特意摆高或者摆低,看上去好像平日你看人一样。”

“这好像艺术中的白描手法一样,好处就是观众容易投入,好像我拍摄《中学》,给人感觉我好像站在课室里面陪他们上堂。”

她也不是一成不变,试过见到一部奥斯卡得奖短片,全部由巨星访问剪辑而成,觉得很有意思,也照办煮碗,访问过六十多个香港政治人物拍摄成《问》。但两者比较,她还是更喜欢“Direct Cinema”拍摄手法。“这个可以复杂一些,层次多一些。每个人看完后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镜头说故事 比旁白更有力

但她表示,这并不代表她没有立场。无论是镜头拍摄、镜头剪辑,统统都是由她决定!“所谓真相,是我看到的‘真相’,但单单以镜头说故事,其实比我加旁白更有力!”

张虹对事件的立场在最后几个镜头,就如《史记》中司马迁在文末总结阐述意见般。她举例说,以零三年七一大游行题材的《七月》,最后镜头是游行人士很开心,“表示我的态度,很支持活动。”以八千多名穷困老人漏夜排队领取慈善团体派米为题材的《平安米》,影片最后三个老人在执胶樽(塑胶瓶)去卖,中间六十多岁,两位年纪很大,“这是我对这班比较贫穷的女人境遇的看法。”

《平安米》放映后,加上后来一位老妇在尖沙咀拿米时跌倒死亡,促使政府思考如何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当局下令把米量减少,还不准派红包。领米的长者人数从最多时的一万五千人下降到两千人。张虹回忆道:“当时还有人出来评论老妇死亡事件,称她只是去晨运而已,后来政府开会检讨,有个立法会议员抽了我们的片段出来,播了五分钟,看完之后,政府就没有出声。”

《中学》是张虹至今最喜欢的拍摄作品之一,她和摄影师几乎是趴在墙壁上一动不动地拍摄几个月,内容讲述两所声誉优良的“Band One”中学的日常生活,包括上课、早会、老师会议、课外活动等。香港圣杰灵女子中学校长庞得玲形容,“香港历史上未有一部电影这样忠实拍摄学校里面的情况。”

影片出来后争议很大,有人对目前的教育制度的僵化感到震惊。“我们没有估计他们的反应这么大,有的家长在哭,我这么辛苦,让小孩读这个学校,也有小孩在笑,原来我们是这样生活的,外面的传媒反应也很大,我想还是归功于这种拍摄手法。”


张虹的作品。

艺术创作 精雕细刻出细活

访问中,虽然经常强调是因为“好奇、好玩”才拍片的张虹,工作起来却一丝不苟。她拍片的比例通常是一比五十,甚至一比一百,比如即将推出的零四年立法会选举片,拍足了六个月,最后只剪成约两个小时的一则。

她仍然沿用人手记录每个镜头的做法,在狭窄的工作室,她搬出一本本记录里面的镜头和时间的厚厚本子,让我着实大吃一惊。“现在很多专业的剪片,都是即兴的,我要哪个镜头,就拿下来,我不是,我把每个镜头都写下来,这样的好处是会非常完整,会把整个故事铺排得非常漂亮。”

谈起坊间人人四处录影的风气,她更频频摇头。“什么叫懂拍片?你按机器下去,影一段片,和你将片子组在一起,两回事情来的。我试过开班,教学生砌片,砌一分钟,学生说,原来这么麻烦呀。”

“又有很多机构说,你可不可以来教我们的学生拍片?我说,多久?三个小时好吗?我无言。”

她强调,纪录片电影是艺术创作的。“电影是大杂烩,有摄影,有戏剧,电影是张张相,戏剧是连在一起的。你怎样排次序?那里很烦,又和小说不同。电影要观众投入,让你觉得那件事很真,这些都需要技巧和功夫。”

张虹很喜欢后期创作的感觉。那个感觉很细腻,也让她可以随时雕刻出心中的佳作。

大时代变迁 真实记录历史

谈起有兴趣拍摄的题材,张虹如数家珍。无论是大陆、香港,甚至台湾,都是她感兴趣的题材。她喜欢读小说,尤其喜欢读张爱玲的作品,又热衷历史,近代中国历史她想拍,“四九年那段时间,香港人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你如果要拍,十部都不够,太多太多的故事。”

还有男女关系,甚至女人穿高跟鞋,对自己身体的看法,也都让她感兴趣。除此之外,她还想拍大陆选美,或者看看大陆富豪怎样花钱。

她形容九七之后的香港在大退步,这个时候拍什么都行,最重要是把历史记录下来。“在整个社会各方面都在退步,比如讲贫富悬殊,整个社会退回以前六十年代的时候。但六十年代是向上走,现在向下走。题材很多,如果我们有能力有钱,同时开三部片都行,但就比较困难。”

近年来,张虹也开始走上大陆拍片,拍了两部学校题材的片子,这些经历让她非常感兴趣。她笑言,为了了解中国,她特意读擅长写清史的台湾作家高阳的小说。“小说里面很深刻地描写中国人的社会或者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我去到上面就很乖,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表情多多的张虹,有着非常好奇、好玩的性格。(图片来源:新纪元)

新作反映大陆教育体制现状

《农村初中》是张虹在大陆拍摄了三个星期制作的片子,还有一部小学题材的还在制作中。我在张虹的剪片室中,看到这则还没出街的雏型。

张虹访问了四十多位大陆小学生,问他们对于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看法,对答让人捧腹大笑。其中孙中山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甚至有人答:“是中山公园死去的人”,而毛泽东,答案也参差不齐,有人形容是“挂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上的人”,有人则表示:“他帮助我们中国人打败蒋某某,建立美好幸福生活”,唯一有位小朋友称:“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对于台湾,小朋友的答案也几乎一样,都是一个小岛,或者有蝴蝶的地方。

谈到在大陆拍片,张虹感受最深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课程追不上社会现实。“现在讲市场经济,大陆的教育体制还教马克思主义。这很矛盾,老师说的时候,都讲不过去。”

“还有你发现老师问问题,一起答,一把声,香港没有。这说明整个教育制度不鼓励有个人看法。”

她还奇怪,中学里面有学生打架,伤到人,老师对学生的惩罚居然和没有化妆、没有戴耳环相提并论,不会觉得孰重孰轻,“这说明,他们对人命觉得不值钱。”

处境犹如在山脚 不知山高

最后问到张虹如何形容自己的现状,前景在哪里?她答:“不知道。靠自己的身体。”张虹这几年残得很快,因为过度工作导致周身病痛,头发过早地变白,她时常说会多休息,严格戒口,但最后还是按耐不住,一再外出拍摄。

她笑言,你知不知道我以前很喜欢扮漂亮?以前在加拿大成天买晚礼服,现在可以一年都不买一件新衣服。自言对物质生活不再感兴趣的张虹,把时间和精神都用在纪录片创作上。她无悔自己的选择。“我拍戏后,整个人简单了很多,忧郁症也不药而愈。”

怎样形容自己的处境?“还在山脚,不知山有多高。”

同样拍纪录片,她非常佩服在大陆工作的纪录片导演,比如胡杰、艾晓明等人。“他们的环境很恶劣,社会变化很大冲突,很多矛盾。但在上面拍片很危险,他们有那种紧迫性,非常伟大。我们相对比较安稳,没有生命威胁。”

“我见到他们做事很感动,因为他们在那个环境下,有这个勇气去做,很不简单,很少中国人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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