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有一种很快就令人自在轻松的豪气，刚一见面，就感到一股浓烈的江湖气扑面而来。至今，他那招牌式的不设防笑容和音色粗犷的安徽腔仍栩栩如生，不绝于耳…… 

－－一位熟悉包遵信性格的朋友作此描述。

包遵信，这位被人们誉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向一代中国青年知识份子普及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呼唤改革大潮，从而深受当时大学生的喜爱，并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

十七大刚结束，面对中国社会，这位曾在中国知识界响当当的民主人士和学者也带着诸多的遗憾和未完成的心愿离开了人世。二零零七年十月廿八日傍晚六点，包遵信在北京因大面积脑溢血，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七十岁。

尽管世界三大通讯社，美国的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都从北京向全世界发出电讯，美国、欧洲、澳洲、港台媒体等也纷纷报导了这一事件。但中国的媒体却无动于衷。包遵信的去世以及追悼会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上。

面对追悼 中共如临大敌

据路透社报导，“包遵信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中国著名的知识份子、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是前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派智囊。”

有二百多人参加了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纪元）

□参加追悼会的民众。（大纪元）

中共似乎对包遵信的死如临大敌。一位知识界知情者透露，追悼会是当局认可的，他们做很多遗体告别的准备工作。但却突然全国性的封杀打压，通知不准来，有被劝阻的、抓进派出所的、在家看着不让出门的、市单位打招呼的，以及路上把你截回来的等等。

十一月三日，包遵信追悼会在东郊殡仪馆举行，中共严加戒备，限制或者阻止有关追悼会的参与人士。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因试图瞻仰包遵信遗容，十一月二日被警方带走。民间维权人士胡佳被严密监控，处于软禁状态，他们曾前往医院，但未能如愿。

旅居美国华盛顿的观察网站主编陈奎德写文章表示：“拥有国家安全部和众多秘密员警的庞然大物，竟然如此惧怕一介书生，而且是一位故世的、瘦小病弱的书生，这无可争辩地呈现出了包遵信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沉甸甸的份量。”

为包遵信先生逝世治丧一事，曾任中南海法律秘书，维权人俞梅荪连夜被北京警方无故关押在派出所。他在派出所捧着《警察法》大哭，哭着对员警们说：“包先生死了、我死了，都没关系，但是我们国家的法治死了、政府死了、民族死了、国家死了啊！” 

民心所向 遗愿后继有人

俞梅荪被放出来后，朋友告诉他追悼会非常隆重，最感动的是有很多年轻的知识份子参加，年轻人喜欢包先生，包先生的遗愿就能够完成了，他所做的一切都能传承下来。包先生生前如此边缘和落魄，现在如能睁开眼睛，看一看今天那么多人送他，他应该很欣慰。

悼念者表示，假如当天不打压，大概会有五百人参加，前《法学杂志》主编于浩成和包遵信女儿包媛的发言就是声音的追悼会，还有这么多文字的挽联就是文字的追悼会，打压之后，还有这么多人去，出乎意料，说明包的力量所在，民心所向。

北京著名宪政专家张祖桦，从包逝世到开完追悼会，心情非常沉痛，无法从悲痛当中解脱。他说，包勇于担当、建言、不怕风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失去他的损失不是我个人失去良师益友，我觉得是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知识份子。”

支持民运 被诬六四黑手

悉知包遵信去世时，严家其正在发高烧。在他痛悼包的信中说到：“我觉得，我也要死去一般。一九八九年我和他一起写了几篇抨击邓小平、李鹏的文章，因为被港台报纸刊出，成了我们‘反革命’的‘铁证’，加上我们同时被邀担任‘知识份子联合会’的总召集人，又同时被社会科学院开除公职和党籍，使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

包遵信在书房近照。(俞梅荪先生提供)

“包遵信去世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好友遍布两岸三地和美国，我们为他沉痛哀悼，也望包遵信的夫人王淑龄女士节哀。”

一九八九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他反对政府强行在北京实施戒严，并且派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包遵信因此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六四“黑手”，判刑五年。

香港记者胡楠在他回忆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一开始，便全心地表示支持。包说：‘就是在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伟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识份子才勇敢地投身到运动当中。就算我们站着也要死，躺着也要死，所以我们要站出来。’”

“包遵信的希望是，‘学生不肯让步，政府也不肯让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上街头，可能会使那些坚持学生是搞动乱的人改变念头。’”

出狱如故 献身中国民主

三年半的铁窗生涯，包遵信在监狱里生命垂危，中共不得不提前释放他。出狱后，他依然如故，投身中国民主事业，先后出版过关于民主和六四的书籍，并且发起和参与多起联名维权事件。

张祖桦说，不管知识界还是维权方面，大的公开信、呼吁书、活动啊，绝大部份，包先生都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名字都签在最前面，在他这个年龄层，是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了。

一九九六年，包遵信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通过决议，让政府官员公布他们的财产，从而反对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包遵信批评中国缺乏公开的政治辩论，政府权力没有分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来对腐败现象进行制衡。公开信中说，靠政府官员本身的良好愿望和道德情操来打击腐败，是根本没有用处的。但据美联社报导，中共并没有理睬包遵信的公开信。

坚守良知 悲惨未必不幸

出狱后，包遵信家境很困难，儿女只有十多岁，靠妻子低收入养活一家人，包先生为这个社会工作了一辈子，结果他的养老金却被剥夺。女儿、女婿说：“他没有一分钱收入。六十岁的时候，当局给了一张医疗蓝卡，但这次抢救时，拿那种卡去，却没有钱，却没有开通。”

学者刘晓波说，六四后，包遵信成了一个边缘人。他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表文字的权利、经常受到专政机关的非法骚扰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在其他人看来的“悲惨”处境，刘晓波认为，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

刘晓波分析说：“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委曲求全或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的持守。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老包庆幸，其处境使他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污者之一。”

难得居家 女儿最为珍惜

包遵信的女儿包媛回忆，小时候，父亲很忙，很少回家。而包遵信出狱后，回到家中的日子，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一段时光。他很少外出，很少开会，基本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

据美国之音报导，包媛说：“每晚，我们都能吃到你做的可口饭菜，你做的红烧鱼很好吃，现在想起还是满口余香；晚饭后，您居然还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了，特别是作了外公以后。”

包媛深情地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

包媛在悼词中，请爸爸原谅，她没有继承包遵信的事业，也祈求父亲原谅，她不擅长文字表达。包媛说：“文是小溪，心是大海，溪流当然无法表达大海。无论我的表达多么苍白，您都能感到我的心，我对您的爱和怀念，是惊涛拍岸，是海天一色，是最为纯洁的蓝色！回来吧，回到我的蓝色中。”

高风亮节 宽容与人为善

在俞梅荪的印象中，包遵信不修边幅，穿着随意，他的衣服都是最廉价的，打扮都是低层社会的，像个老工人或中学的门卫，但他一发言，就是一个大学问家。

他甚么派头都没有，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样子，说话很通俗易懂，没有很高深的理论，却意义深远，每跟他聊天或看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他的激情，理想主义和对民主法治与社会进步的向往，给人一种力量。

于浩成老先生给包的挽联里，赞叹他宽容的精神，与人为善。张祖桦回忆，小兄弟或晚辈、学生，大家说甚么，他都耐心倾听，跟他相处有四、五百次不止，从来没有看过他对别人发火。

岁数大的人，和他观点不一，平时没有来往，但听到别人生病住院，不顾自己的身体，说是老前辈，也要去看看，这些我都看到非常多，与人为善、善莫大焉、大仁大义，他具有现代知识份子的高风亮节。

主编丛书 指引走向未来

上世纪八十年初，包遵信（左一）、刘宾雁（中）、王若水（右二）。(俞梅荪先生提供)

据悉八十年代，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黑瘦的包遵信，手里提着一只黑旧的皮包，为了追求自由和改革开放的理念，背著书到处去宣传他的新思想，马不停蹄地从这里跑到那里，有时一天要主持好几个座谈会。

俞梅荪说，文革刚结束没多久，国家开始百废待兴，多年的闭关锁国，人们的思想僵化。包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引进了国外先进民主、法治、管理、人性、人权等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全方位新思想，是全新的文化启蒙。在当时的影响非常之大，那时年轻人都读了这些书，接受这种普世的人文思想。直到现在，年轻人只要接触到此书，仍被其理性主义所深深感召，他影响着几代人啊！

“他是我的同行，更是我的师长。本来，他应该一直活跃在中国思想界最前沿，却被人为埋没。”俞梅荪表示：“但实际上是埋没不了的，时间的风最终会吹尽他名字上的尘土，还他真容。愿他安息在他永久的故乡。”

二零零五年，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的包遵信获得“赫尔曼－哈米特”受迫害作家奖。这个奖是由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评选和颁发的，旨在奖励那些因为坚持言论自由而受到政府政治迫害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