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个夏天，在川藏公路搭运木头的卡车去四川，路途上遇到塌方，被困在理塘到巴塘之间整整五天。同车的还有四、五个从四川农村到西藏作工的民工。五天无事可做，于是和民工渐渐熟悉了起来。谈话间才知道，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是几年一换地，所以农民并不认真对待这些“不是自己的土地”。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宪法中“所有土地国有”的真实意义。当时中国进行改革刚刚几年，农村的收入连续五年大幅增长，但农民却并不像中共官方报纸上说的那样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同车一位大约六十岁的民工老陈来自四川遂宁，他说小时候当地的日子比八十年代好多了。看我露出不信的样子，他便给我讲了很多农村的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老陈的故事其实就说了一件事情，土地。他说中共建政权之前，农民大部份有自己的几亩地，果真贫穷不行了，还可以卖掉到城里去干工，那时不用户口，有人请就行。遂宁在四川是山区，算是个苦地方。同车还有一位包工头来自广汉，那是川西平原最富的地方。他告诉我四川农民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是抗日战争之前。这位包工头大概精于算计，横竖在路上无事，他就把四九年前收入和物价的情况大致算了账。在他的计算当中，土地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先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不几年之后再用强迫的方式组建了人民公社，土地又变成了公有的。如此，中国农村居民从几千年的“农民”变成了“农奴”。说是农奴，是因为农村人既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同样失去了人身自由，遇到荒年逃荒要饭都必须由公社开出证明。而一旦被城里的警察抓住，运气好的被遣送回乡，运气差的可能送去作半年苦工。

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土地，这其实和城里人一样，家庭最重要的资产是房屋。现在，城里人的房屋可以通过出售或者抵押转换成为金融资产，但农民不行，虽然大部份农人只能靠种地维生，但农地却不是自己的。

所以陕西原黄河三门峡水库七万移民和黑龙江富锦市四万农民公告天下，要收回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不再承认所谓的土地村“集体所有制”，实在是解决中国所谓三农问题的最佳办法，那就是把土地还给农民。

“耕者有其田”，古中今外都是理想社会的一个标志。然而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和搞理论的知识份子或许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会导致中国出现更大的混乱。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因为他们首先为政权着想，中共失去了土地控制权，必然立即失去对农村的严密控制。

中国农民绝不愚蠢。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由农民带动的，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乡镇企业，中国今天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初启动其实就是藉助了中国农民的力量。

因此，我把陕西库区农民和黑龙江富锦农民对土地的公告，看成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绝不亚于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作家郑义则认为农民要求土地的所有权，本质上是彻底否定了中共的统治。郑先生曾经在中国农村当过十年的知青，比我更了解中国农民，或许事情真的是这样，一场土地革命正在悄悄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