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造假已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政績造假、「GDP」造假、產品造假、統計造假、學術造假、比賽造假、文憑造假,所有社會領域都離不開造假;更有基金黑幕、足球黑哨、文化黑幕、醫藥黑幕、礦難、磚窯黑幕,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造假的王國。而這其中最令公民失望的就是新聞造假。最近就有紙包子新聞、真假紙老虎等等事件。此外,今日中國隨著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其自身卻因為缺乏監督,正在利用輿論的監督功能,淪為社會腐敗的重災區,不少媒體從業人員利用媒體的公信,借監督之名行敲詐之實,最為典型的當屬曾轟動一時的湖南《婁底日報》的原政法部副主任、「湘中名記」伍新勇案和繁峙礦難水落石出後的十一名記者「黑幕」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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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一場揭露性的輿論風暴

(Getty Images)

文 ◎ 牟傳珩

在中國,造假已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政績造假、「GDP」造假、產品造假、統計造假、學術造假、比賽造假、文憑造假,所有社會領域都離不開造假;更有基金黑幕、足球黑哨、文化黑幕、醫藥黑幕、礦難、磚窯黑幕,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造假的王國。而這其中最令公民失望的就是新聞造假。最近就有紙包子新聞、真假紙老虎等等事件。此外,今日中國隨著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其自身卻因為缺乏監督,正在利用輿論的監督功能,淪為社會腐敗的重災區,不少媒體從業人員利用媒體的公信,借監督之名行敲詐之實,最為典型的當屬曾轟動一時的湖南《婁底日報》的原政法部副主任、「湘中名記」伍新勇案和繁峙礦難水落石出後的十一名記者「黑幕」案發。這就不難理解在中國當下腐敗嚴重的社會環境中,官方媒體不但無法去監督別人,自己就已經是「腐敗食物鏈」中的一環了。

於是媒體不再是反腐敗的工具,而是搞腐敗的工具;不再是揭露黑暗的工具,而是遮掩黑暗的工具;不再是揭穿謊言的工具,而是製造謊言的工具了。

當一個時代連新聞媒體都造假新聞、說假話,那麼這個社會就再也沒有什麼能夠給公眾傳遞真實的管道、替公眾說真話的了。在一種政府控制下的新聞制度中,媒體造假一旦成風,政府的可信性就會全面崩盤。於是人們被社會新聞造假愚弄的憤怒了,紛紛用火藥味十足的語言,在「我的地盤我做主」的網絡媒體上口誅筆伐,時代正在呼喚一場「揭露虛假的輿論風暴」,以圖用正義的吶喊重新喚起社會的真實。這令人不禁想起自稱「黑幕揭發者」的美國記者,他們對社會中發黑財者的違法行為進行大膽揭露,公開曝光,這便是世界新聞史中著名的「扒糞運動」,而媒體記者則被稱之為「扒糞的人」。自林肯.斯蒂芬斯一九零一年擔任《麥克盧爾》總編輯,而後轉任記者開始,便親自前往第一線調查城市腐敗的黑幕。因此,人們將他視為黑幕揭露運動的「領頭羊」,被稱為「揭開地獄蓋子的美國新聞人」。一九四五年,曾任美聯社總經理二十五年之久的肯特.庫珀就首次提出了「 公民知情權利」理論。一九八五年,「普利策新聞獎」設立了調查性新聞獎。它不僅促成了美國公民意識的覺醒,更把大膽揭露的輿論觀念深入人心,最終造就了現代意義上的調查新聞界。

「新聞自由的發展史告訴人們:新聞出版事業是屬於統治者。假如權力集中於一個君王或是一個貴族集團之手,那麼對於公眾來說就根本沒有必要去瞭解關於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情況和見解。的確,提供情況(新聞)給公眾,事實上會釀成對國家安全和穩定的威脅。……如果公眾參與政府事務,則他們必須有機會瞭解與其在政治體制中的地位相一致的消息和情況。」(埃里溫.埃默里,邁克爾.埃默里:《美國新聞史.報業與政治、經濟和社會潮流的關係》,新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二十頁。)

在普利策開創「新新聞事業」之前,報導主要還是作為政黨鬥爭的工具而確立其意義的。自普利策始,批評揭露性報導擔當了社會良知的使命。它除了被作為一種防止權力腐敗與維持社會良性運轉的工具,還賦予所屬媒體一種「公眾代言人」的角色,以此來吸引受眾的視線。普利策在論述現代報刊的社會使命時所說的:

「報紙的生命就在於『暴露』,這種暴露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一是社會問題。報紙應當監督政府官員的表現,對任何一種腐化墮落和錯誤都進行曝光。一個自由而有責任的報紙應當試圖使『政府官員、公務員、社會各機關和司法系統盡心盡職,履行責任』。」

美國的傑弗遜總統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傳媒「輿論監督」對於現代民主政府的意義。「沒有監察官就沒有政府,但是,哪埵雪s聞出版自由,哪奡N可以不需要監察官。」「如果由我來決定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要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在對權力機構以及社會上不法行為和醜惡現象的曝光中,新聞界通過一種強大的社會心理壓力和道德暗示,對黑暗現象進行揭露和鞭笞,從而保障社會健康運行。對此,西方媒體稱之為社會的「第四權力」。

揭露性報導多是揭短,具有批判性質。在當今中國制度中,揭短與批判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價。所以,常常會觸及政府或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招致打擊迫害。中國傳統主流媒體一向依憑著國家的壟斷性話語,長期以來理所當然地佔據了社會的主導權,規導著社會的主流輿論與價值觀。在紙媒時代,紙媒是資訊傳播最主流的形式,傳播以意識形態為內容,以政府權力為中心。政府始終掌控著紙媒內容的資訊與語話的發佈權、控制權,因而也必然壟斷著資訊與語話和公眾的知情內容。政府要社會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完全由主流媒介控制機關說了算。

以前,中共宣傳中習慣稱揭露性報導為「負面報導」,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禁區」,多年來新聞界與學術界多不提及,因而導致中國媒介報導中歌功頌德新聞佔據了絕對優勢,形成「正面宣傳本位」的傳播理念。

於是中國的媒體在涉及社會黑幕的事件上,往往「集體失語」。文革後伴隨著社會開放與國際傳媒理念的衝擊,批評揭露性報導從公共衛生、市場秩序等非政治性領域突破,不斷擴大著批評的「陣地」。學者張威在其著作《比較新聞學:方法與考證》中,曾這樣定義負面新聞報導:「負面報導」聚焦於那些與現行社會秩序和道德標準相衝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現象。對於具有社會內容的負面報導來說,它的目的不在於歌頌光明或宣導,而在於反映和暴露社會敏感灰暗的一面,以使公眾矚目、警醒和震驚。在政治上,它往往站在與當局相反的一面來挑剔批評後者的政策;它強調「變動」、「反常」和「衝突」。然而,當下即使非政治性的有限批評揭露性報導,也只能是「帶著鐐銬的舞蹈」。除了不能對於權力高層監督外,媒體自主報導過程中種種盤根錯節的利益衝突也常常使得媒體陷於一種「欲說還休」的尷尬境地。央視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曾在一次座談會上對溫家寶總理說,《焦點訪談》一九八八年輿論監督的內容在全年節目中所占比例是47%,此一有限的負面報導到了二零零二年後已下降為17%。《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的內容減少的原因就是遭遇說情,說情已經從熟人老鄉出面發展為組織出面。這就必然導致中國如今新聞造假黑幕連連,官方媒體失去百姓信任的現實。由此可見,中國太需要負面報導,太需要一場揭露虛假的輿論風暴了。

今天已不是資訊管道單一、主流話語一統天下的時代了,新時期的文化語境是多元化的資訊管道,人們自由意識的增強,網絡傳播的便捷性、大範圍人群的流動性等等,這一切都對中共資訊的控制形成了空前的挑戰,少數有良心的記者與媒體,已經開始突破禁區報導真相了。如「衡陽大火」、「天安門農民自焚」、「江西特大瓦斯爆炸」等新聞報導的出現,特別網絡博客的興起,致使越來越多的體制內外知識份子加入到說真話的風景線中來了,一場揭露虛假的輿論風暴注定是要到來。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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