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經濟轉型的困境

文 ◎ 何漢青

如果說廣東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火車頭，那麼珠江三角洲地區，正是這個火車頭的發動機。在全中國年GDP超過三千億人民幣的十三個城市中，廣東占據了四個，廣州和深圳排名最前列，東莞和佛山也在其中。而有可能在近年內加入這個俱樂部的廣東城市，還有珠海和中山。這一點，其他任何省份都無法相比。

然而近來珠三角經濟出現轉型，被各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各路學者、專家也紛紛發表高論，還開出了很多處方。筆者這裏想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珠三角的轉型。

世界經濟運行的層次效應

從一八七零年到一九七零年這一百年間，西方經濟的工業變革完成了從機械化到電氣化，從電氣化到自動化的工業變革。從一九七零年至今，世界經濟又經歷著資訊化、綠色化的產業變革。每次變革，當地經濟都要轉向發展新經濟類型，以便獲得新的競爭優勢，同時舊經濟類型產業要向較不發達的地區轉移。這就出現了經濟運行的層次性。

如果把一個地方的經濟體看作一個生命體、一個人，比如美國的紐約、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中國的珠三角等，如果把它們看作一個人，我們就能找到他們的相同之處。

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黃種人有白種人等，但是，他們的血液系統卻有著相同的結構和規律。從這個角度去看各個經濟體的運行規律，就可以找到他們的共同之處，把別處的經驗為我所用。經濟運行系統對於一個經濟體來說，就像是一個人的血液系統，換句話說，全球每個經濟體的經濟運行規律是有跡可循，可以學習和借鑒的。例如，溫哥華的經濟運行規律與珠三角的經濟運行規律是相同的。

經濟運行中的輸血功能和造血功能

從源頭上說，歐洲的工業技術創新，造就了西方工業國家經濟的蓬勃。其後，由於成本、環保等因素，他們的經濟發生轉型，從工業製造向高技術和服務業轉變，原來的工業型經濟就要向其他地區轉移。

這種轉移就激發了香港、台灣等地經濟的騰飛。對於這些地區來說，這種轉移就像是一種輸血功能，大量新鮮血液輸入，為這些經濟體注入了活力。於此同時，外來的經濟活動又激發了當地的經濟創造力，當地經濟產生了造血功能。這樣，輸血功能和造血功能共同作用，令香港、台灣等地的經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短短的二十多年裏，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西方工業型經濟轉移，激發港台經濟騰飛。圖為香港繁華夜景。（Getty Images）

八十年代後，香港和台灣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同樣要出現轉型，向較不發達的地區轉移，中國大陸未趕上上一波世界工業浪潮，這次總算把一隻腳泡進去了，珠三角成為這次經濟轉型的最大受益者。

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珠三角經濟得益於開放之先，但一開始就顯得有點跌跌撞撞的。首先遭遇的是從供血不良到血液逼暴血管的境況。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珠三角被當作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試點，等於在一個鐵桶上開了一個口子，把國內其他省份的資金都引向了廣東。

由於這些資金是被高息或官家子弟吃回扣而吸引來的，因此主要是投向了房地產，那時的圈地運動已經到了瘋狂階段。

記得九十年代初的廣東惠州市，筆者有一個朋友攬到一筆資金，在一段規劃中的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路段，透過關係買下了一塊地，加上買通關節的費用，當時的地價大約是三十萬元人民幣一畝。那塊地在半年時間內，價格翻了一倍，平均每星期漲價一萬多元一畝。要知道那裏還是一片農地，什麼都沒有，只是在賣一個預期。那時的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如果能拿到三百塊都已經是很不錯的了（筆者那時已經有令人羨慕的工作，薪水大約三百五十塊）。可想而知這種瘋狂的程度。不過兩年後，我這位朋友賺到的上千萬，連同借貸的幾百萬本金，全部蒸發，從此一蹶不振，這是後話。

現在四十歲以上的廣東人應該對這段歷史還有一點印象，當時房地產市場有一句口號：「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據保守估算，九十年代初，全國各地有超過兩百六十億的熱錢湧入惠州。而在整個珠三角，據信全國大約40％的現金都流向了那裏，以致很多內地銀行沒有現金，央行見勢不妙，才猛然收緊銀行政策，大量非法或灰色資金被迫抽離，房地產資金鏈斷裂，引發了大量爛尾樓，好多年都沒有緩過來。這次教訓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深思，反而給當權階層、與權力有關聯的階層一個很好的權錢交易的示範，也成為珠三角經濟造血功能不足的一個主因。

所幸的是，其時恰逢港、澳、台產業轉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湧入珠三角。那時筆者時不時地從廣州坐車到深圳出差，看到一家家工廠在公路兩旁冒起。幾年下來，廣深公路兩旁就見不到農田了。不過，可惜的是東莞市「魚米之鄉」的美譽從此消失。

昔日農田已被煙囪與廠房取代。（Getty Images）

經濟運行與權力架構衝突阻礙珠三角

最近幾百年西方世界的經濟繁榮，其經濟活動主要根基於政治制度和經濟運行的自由。而經濟運行的規律本身就像液體流動一樣是自由流動的。作為一個權力機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應該是宏觀的引導而不是直接插手和侵蝕。

香港早在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就已經進入珠三角地區，但是大多倒閉收場。筆者記得那時很多企業是以合資、合作企業的方式出現，這種方式把當地的經濟力量納進了經濟運行的軌道上，本來是非常有利於當地經濟力量的成長，為以後的經濟創新和轉型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但是，由於中方的運作模式還是行政指導的方式，而西方的模式是自由經濟運行的模式，兩者之間就必然產生了激烈的衝突。所以，八十年代後珠三角的外來企業大多數是來料加工的形式，這種方式導致原材料、產品銷售、資金運作、管理等都在外面，因為沒有了行政命令因素的羈絆，這種運作模式在珠三角成功落地，成為經濟主流，珠三角基本上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加工廠。

八十年代後珠三角的外來企業大多數是來料加工的形式。圖中人員正在對木料進行切割加工。（Getty Images）

如果說，剛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出現這樣的局面還情有可原，但是，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中國的市場經濟蛻變成了「政府經濟」或「官僚經濟」，政府在中國大陸不是一隻「無形的手」，而是一隻有形的手！它直接插手經濟，它可以調動所在範圍和地方的一切資源，卻可以不為這一切所付出的成本、代價、風險和損失負責。筆者引用安徽政協常委汪兆鈞二零零七年給胡溫的公開信上的說法：「這種『政府』主導的經濟，在官僚們的興趣點上會突飛猛進；在他們的興趣之外，則艱難求生，如眾多的民營企業；而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則是破壞和倒退！」

當地政府的「興趣點」在哪裏呢？是在那些政績工程上、在那些有回扣的經濟活動中、在親戚朋友的生意上。筆者記得在九十年代初，坊間流傳著時任順德市市長的黎子流先生的一句名言：「只要經濟搞上去了，我們的幹部拿一點、吃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

說實在的，與內陸地區的官員相比，珠三角的官員們還是比較務實和有創新精神的，他們也確實幹了不少實事。但是，在這種沒有制約的權力架構中，要求他們像西方國家民選官員那樣，真正關注民眾的利益，那也是太苛求了，他們關注的只能是如何把外商拉進來，把政績快速搞起來，積累穩住官位和向上爬升的資本，然後賺自己的錢。

珠三角三大官商經濟模式

所以，在這樣的機制下，筆者總結當地政府的自主經濟主要在三塊：房地產、娛樂業和灰色進出口貿易。

房地產業一直是地方官員們主要的興趣點，九十年代初，不少地方利用廉價的土地建起了各種工業區，靠向外商出租廠房，為當地政府賺了不少錢，當地人也靠這些租金過了不錯的生活。例如在廣州市郊的紅星鄉，村民們人均每個月能領取到大約四百元的租金收入，成為小有名氣的富裕鄉。

不過，土地畢竟是有限的，這樣的租金經濟是沒有發展後勁的，再加上由於對權力的監督形同虛設，官員們私下轉賣土地肥私的事件越來越多，導致了今天官民衝突的頻頻發生。另一方面，當時因為錢來得容易，不少村民特別是年輕人變成了富裕的遊民一族，整天無所事事，遊手好閒，吃喝嫖賭的事漸漸風行。

娛樂業也是地方官員的另一興趣點。因為外來人口增多，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興起，酒店、歌廳、娛樂城遍地開花。網上傳言，前深圳市市委書記張高麗調到天津市當市委書記後，在一次市黨校發表高論，說：「一個城市、地區是否繁榮，有六個指標：股市、高樓大廈、轎車數、舞廳酒吧、博彩業、會展場所，缺一不成。」

酒店、歌廳、娛樂城興起。（法新社）

筆者認為其可信程度很高。從經濟的角度看，娛樂業可以劃歸為服務業，但是，珠三角的娛樂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服務業，直截了當的說是色情業，它在珠三角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鏈。不過，筆者從未見到任何一個經濟體把色情業劃進經濟競爭力的範疇。它會把一個經濟體的人文環境毀掉，最終毀掉的不僅僅是經濟。

另一個官員的興趣點就是灰色進出口貿易。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廣州番禺市有一個聞名全國的電器批發市場，這個名叫「番發」的市場不大，只有大約兩個足球場大小，但卻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前來，那裏一個大約十五平方米的鋪面，高峰時的轉讓價超過一百萬元人民幣，在那時三百元月工資的打工一族眼裏，那可是天文數字。

這個市場出名的原因，是因為那裏的電器從國外進口，但是幾乎是免稅的。究其原因，問題出在進出口環節上。不只是在番禺，在整個珠三角，只要有港口或海關的地方，就有這種灰色進出口貿易，它已經形成了一個跨部門的利益鏈，鏈上的受益者包括當地政府、海關、商檢、邊檢、工商、稅務及其關係戶等。時至今日，這種貿易仍然大行其道。

舉例來說，一家公司要進口廢銅線，海關有可能會要求提供商檢證書，證明其含銅量，商檢到現場抽樣，然後出具證書，海關憑含量打稅，一切都是符合手續的。但是，按95％的含銅量打稅還是25％的含銅量打稅，箇中的奧妙讀者自己都可以想像得到。筆者不想把它說成是走私，因為這種事在全球的進出口環節上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把戲。

因為這種手法錢來的容易，失敗的成本也不高，就算露了餡，出了事，大多數都能由各方官員擺平，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珠三角經濟運行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這種方式對地方經濟的貢獻也是難以為繼的，畢竟不是什麼上得了臺面的東西，現在中國政府對此抓得越來越嚴，各利益方在手法上也不像以前那樣膽大妄為，變得更為小心謹慎，對經濟的影響度也就弱化了。

珠三角沒有真正形成競爭力

經濟體的競爭力很多時候體現在自主創新的能力上，也就是本土的創業能力，筆者稱之為「硬性」競爭力，也就是一個經濟體的造血功能。

目前珠三角也在提倡自主創新，但是由於權力結構的特殊性，珠三角並沒有真正鼓勵本土創業。因為這樣做所花費的時間要很長，精力的投入要很大，而且政府的職能要從「官」轉移到服務上，所以也就不在官員們的興趣點上。自主創新要再次依賴外部的幫助實現轉型，而目前看不到外資存在幫助珠三角經濟實現轉型的動力。

珠三角不但對本地人的創業不重視，對外地人的關心也就更少了，特別是對待打工者階層，更是漠視，沒有形成一個「軟性」競爭力。

什麼是「軟性」競爭力，這裏舉一個微軟的例子。微軟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在溫哥華成立一個新的研發中心，微軟加拿大公司總裁索爾根（Phil Sorgen）就表示，微軟決定選址溫哥華作為它新的軟體發展中心，是看中了溫哥華吸引頂級科技人才的能力。索爾根說：「溫哥華是一個擁有不同族裔的國際性的門戶城市，包容性使得在這裏尋找最好的科技人才成為可能。」

他說，現在的優秀雇員選擇供職的公司，已經不僅僅是考慮收入因素了，是否能得到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是否能夠得到教育機會以及娛樂等，都是影響職業選擇的因素。「溫哥華具備這一切。而且溫哥華所提供的環境我們相信是我們的員工所喜愛的工作以及生活環境。溫哥華這個地理的優勢可以幫助我們吸引到頂級人才。」

這種「軟性」競爭力是一種吸引人才聚集的過程。反觀珠三角，政府不但沒有構建這種「軟性」競爭力，反而在破壞著這種人文環境。如打工大學生孫志剛被關押在廣州收容所時被打死的事件，工人與企業主有糾紛時，企業主與當地政府聯手，甚至透過黑社會，強行打壓，這樣的新聞常常出現於報端。

二零零四年五月，深圳農民不滿農地被強行徵收，與武警發生衝突。（法新社）

珠三角經濟成功轉型的出路何在

珠三角經濟成功轉型的出路在哪裏？目前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發表了很多高論。比如有的大陸學者認為，珠三角經濟要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加強政府的主導作用，透過「泛珠三角地區」的區域合作，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

本人不敢苟同，「政治穩定」其實是維持現有官僚體制的另一種蒙人的說法而已。當經濟改革到了一定階段，政治改革的停滯就會阻礙經濟發展的步伐，這已經成為共識，目前珠三角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捆綁」，而是進一步「鬆綁」。

一位智者曾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中國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因為中共有多大的本事、有多了不起，中國今日的經濟繁榮，是中國人的勤勞、智慧的結晶，中共只是把套在中國人脖子上的繩子鬆開了一些而已。

中國今日的經濟繁榮，是中國人的勤勞、智慧的結晶。（Getty Images）

珠三角的情況也證實了這個說法，一部份當地的民眾（包括外省過來創業的）通過自己創業，形成了自主創新的能力，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建立起了自己的競爭力，在深圳，據估算大約有40％的企業已經轉型為高科技企業，在中山、順德和南海等地，當地人設計或來樣生產的小家電、小五金產品在出口和內銷上，都占了不小的份額。

這個群體在這次的經濟轉型中，也先知先覺，主動出擊，幾年以來他們把研發、資金等的根留在珠三角，加工廠部份則北移發展。筆者在這裏對他們表達深深的敬意，他們是真正的精英。

誠然，自由經濟體系不是萬能的，自由經濟體系下的經濟轉型也有失敗的教訓，但是，縱觀前蘇聯、東歐等專制體制下的經濟體系，還沒有哪個有真正成功的經驗，相信中國也不會例外，如果中國能儘早結束一黨專制，早日實現真正的自由經濟，筆者相信，憑籍著珠三角人的聰明才智和現有的經濟基礎，再結合外國的成功經驗，珠三角經濟的成功轉型將得以早日實現。◇

　（本文作者為原廣東省經貿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