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ty Images)

“今天是现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用血和强暴，以巨大的字母写成。大批的杀害和千万件强暴。这些暴人的凶残、贪欲和倒退回原始似乎没有止尽……”

 - 罗勃威尔逊家书，12月18日

“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我不知道如何开始或结束。我从未听过、读过像这样的野蛮。……人们陷入歇斯底里；每次我们外国人出现，他们就跪下来磕头求救。”

 - 詹姆斯麦卡伦家书，12月19日

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巨资制作的〈南京〉在各地上映，引起热烈反响。在美国，《时代》、《新闻周刊》等重要媒体刊登评论，多名影评人称之为一部“必看”的影片。〈南京〉制片人莱昂西斯、以及〈南京〉剧本所依据的《南京浩劫》作者张纯如，希望达到的目的正是如此：把被遗忘的历史放回人们的记忆。

〈南京〉的角度异于同类的纪录片：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之交的寒冬，数百名外国人仓惶逃离南京后，一群欧美传教士、教育者、医生、商人为了援助无告的难民，在万难中成立了国际南京安全区，以保护那些无处可逃的，“穷人中的穷人”。他们留下来的信件、日记构成了影片的主轴，即使我们自认知道那场大屠杀的历史，不需亲临那地狱的时刻，这部影片结尾吐露的惊人事实或许会使我们对这一场被世人遗忘，被屠杀的执行者矢口否认的浩劫获得更新的理解。对于人性，我们也抵达了更深的洞视。

更重要的是，这部由古登塔格及斯特曼执导，“每一个字都来自见证人”的影片让我们理解善的深刻蕴含，以及人们为自身的善行付出的重大代价。人们称〈南京〉为“中国的〈辛德勒的名单〉”。事实是，这两部影片对于善行的理解不能放在同一座天平上。

影片的另一部份重量放在幸存者的口述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胶卷上。在黑白片断中，夹着铺盖、拉大车子逃难的人们历历在目。他们穿的露出棉絮的旧夹袄，饱经风霜的皱纹、白须，车上凌乱的长木凳下压的一大落棉被、家当惊心动魄。这些是生活在底层的中国老百姓。一个男人抱娃儿痴痴立在大街上，厚袄裹身的娃儿一身是血。刚被炸过的河上浮起了一具具尸身和亲人惊恐的叫唤。女孩们伪装成男孩，像被啃过的草地一般的光头。老人沧桑的中国脸骨。

制作组费了好大功夫找到幸存者。这是我们见证人性和伦理亲情的时刻，是母子、爷孙、父女之间生死的诀别。以身护小孙女不受日本兵强暴的爷爷，和推开爷爷，自己承受一切以保老人性命的孙女；亲眼看见小女儿甩了企图强暴她的日本兵耳光后，头被刺刀劈成两半的父亲；眼见母亲一边流血死去，一边哺乳弟弟的九岁小男孩──现在，他已迈入暮年。

“日本兵把我小弟弟从我妈妈手上夺走，拿刀刺我妈妈，我妈妈倒在地下，一直拿眼睛看着我，看着我，我知道她要我去找小弟弟。我跑到一个院子，一大堆尸体，上面有个小娃大声哭。我大叫‘弟弟’，小娃回头，一看，是我的小弟弟。我把弟弟抱来，我妈妈死劲打开衣襟，小弟弟就爬到我妈妈身边，她的乳房下都是伤口，一直流血，一直流血。我妈妈使劲让我小弟弟吃奶，我看了直哭，我说妈妈我把你盖起来，我们回家，你会好的，我妈妈眼里一直流出眼泪，小弟弟拚命吃我妈妈的奶……”

影片中出现了当时占领南京的日本老兵。一个老兵回忆当年把成千上万弃甲而逃的中国兵绑上绳子牵到河边，朝他们背后开枪扫射。“他们发出的哀嚎还在我的耳边响。”说着他凝望远方，抽起了烟。在更多时候，这些老兵没有露出任何的愧悔。南京大屠杀的主凶在战后被判为一级战犯；现在，他们的牌位供在靖国神社，受日人朝拜。

〈南京〉的导演提起在访问一个老兵时，他完全是个老好人的模样，花园陈列着迪士尼的人物像。“这就像是汉娜阿伦特说的，罪恶的庸常性。你走上前，眼前是白雪公主和七矮人，而这人不停握你的手。”这个观察和〈南京梦魇〉（2005）制作人，美国心理医生约瑟夫的疑问形成难以协调的两极：在约瑟夫专业的眼中，他在图片上看见的入侵南京的日本兵像是“集体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

作为一部无论是影像或叙述都十分丰富的纪录片，〈南京〉呈现了关于人性、历史，和人存在的真实。在人们最诚实的时候，残酷的真实呈现了自身。对于百年来经历了一场海变的中国，这些黑白影像呈现了沉痛的过去，给予了我们值得珍藏心底的，中国百姓的典型。通过这些以性命换来的胶卷，这缺乏纪念的苦难质问我们：“为甚么逃避过去？你要逃到甚么时候？”凄惶的黄脸、古旧的袍子，闪烁着忧惧的黑眼睛向把他们遗忘的后裔说：“看我们──我们的确存在。”

在张纯如为写下一本书而调查二战时被日本俘虏的美国兵，因而再度踏入禁区时，在长期的压力和体力透支下，陷入忧郁症的张纯如自杀了。她自杀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是我们所能参透，她的三张遗书上指向的阴谋论更留下层层谜团。对于自己的自戕，她这样恳求：“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自己。”

在〈南京〉最后，我们得知一直不顾一切，奋力保护她在金陵女子大学女学生的华群女士Minnie Vautrin（当时的代理校长及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一九四零年由于精神崩溃而离开南京，并在一年后在她狭窄的寓所开煤气自杀。她留下一封遗书，上面写道：“如果我有十条生命，我依旧愿意把它们献给金陵。然而我只有一条生命，而我失败了。”

影片中，人们深情地追忆这“南京的圣人”──出身贫寒，端丽而有力，把一生献给了教育的基督教士。她在金陵女大保护了上千个难民，在食物短缺时把自己的米饭让给难民。华群的日记中有这一段：“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景象。枯叶的抖嗦，风的哀嚎，被带走的女人的哭声……啊，主，掌控今晚在南京的士兵残忍的兽性……日本女人要是知道了这可怕的故事会有多羞惭。”

为了理解华群的自杀，让我们回到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及安全区主任，乔治费区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

“但不得不站在一旁，看最穷苦的人最后的财产被掠夺──他们最后的铜板，最后的一点被褥（而天气是这么冷），可怜的黄包车夫的黄包车；成千个向你求助的逃兵和成百个无辜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被拉出去枪毙，或成为刺刀的刀靶，而你不得不听那杀死他们的枪声；一千个女人跪在你面前声嘶力竭地哭喊，求你不叫她们落入追猎她们的野兽手中……”

安全区主席，德国商人拉贝Jone Rabe的纳粹身份一开始使他受到敌视。然而他对提供安全区的难民庇护不遗余力，并在自己的家园内收容了六百多个难民，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一九三八年他离开南京时，人们跪在路边表示感激。

拉贝一直天真地坚信希特勒会对日军占领下的中国人民抱以同情；回国后，他把一卷记录了日军罪行的影片寄给希特勒，要求他写信给日本政府，阻止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等待他的是盖世太保的审问和让他噤声的警告。拉贝在俄军占领德国时被逮捕，晚年在战后的德国贫苦潦倒。他后来收到了南京市长亲自送来的一笔救助金，它来自当年受他保护的老百姓。在他们眼中，他是上帝派来救他们的。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为中共占据之前，他们每月寄包裹给他。（黄慧英，《拉贝传》）

在影片结尾，我们才真正理解这一段在中国的经历对这些西方人的意义。它深刻地试探了他们的心志，并要求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们开始理解，真正的善，真正的慈悲意味完全的付出和牺牲。是在最大的胁迫下，人们做出必要的抉择。

这群西方人完成了他们的抉择。虽然在日军坚持下，他们最后不得不关闭这保护了二十多万中国百姓的安全区，并在期间被迫让日本兵领走千万弃甲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把他们牵上绳子用机关枪扫射而亡；不得不交出良家女孩充当满足日军的妓女。无论如何，他们做了人必须做的。他们没有躲在自己安全的大房子内不顾贫苦的中国人，像某些富裕的西方人那样：“担心自己的地毯被穷人的血弄脏，胜过担心这些人的生命。”

然而没人要求他们把自己无力拯救的人们带回自己的家园，刻在自己的良心上。没人要求他们为这些人的苦难负责。他们负起了责任；它的代价是如此沉重，那是上天赋予人的责任的真义。除非我们甘愿献上全部的自己，善不足称为善。在这些公义的人和以行慈善事业为妆点自身的业余嗜好的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影片结尾停格在南京大马路口行驶的街车上。一片废墟的南京在灰烬中升起，和其他城市一无二致地发展、建设，把串串霓虹灯披上了夫子庙，把秦淮河整饰地灯红酒绿。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广场上，人们丢石头玩。二零零零年，南京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被悄悄丢弃，原址上盖起了大酒店。在大屠杀纪念日凄厉的空袭警报声中，千人大暴动，抗议纪念碑的拆毁。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历史是一名弃妇。我们当把记忆定格在那一日，当日军炮火猛攻南京城，把紫金山烧得通红；当人们重返家园，来到了断瓦残垣的南京城，把它一砖一瓦从灰烬中拔高。无论是注视这历经浩劫的可怕的废墟，还是赤手把它重建，都是一种试炼。而守护这座城池的百姓，不叫他们受到杀害、奸淫、掳掠，同样是一种试炼。

电影院中，影片放映一半，传来了越来越无法抑制的，悲恸的哭泣声。或许人们觉得，哭泣是他们唯一可以为这非人的劫难而做的──无论是为了数十万遇难的中国人，还是出于不忍人之心而牺牲自己的西方人。

对于这不善于记忆的民族，〈南京〉在中国的际遇是重要的表征。它在多个城市（包括北京）匆促下片，而〈南京梦魇〉干脆被拒在国门外。在现代中国光怪陆离的真实中，这有其必然性。难道我们将一路遗忘下去，在这资本主义的新天堂／地狱，这崛起的大国中？

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和对人民的欺蒙，以及中国政府、人民联手的，对这场劫难的忽视同谋，造成了世人对这场二十世纪最残酷的罪行之一不负任何罪责的遗忘。现在，这罪责正在回到我们身上。国际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二十多名成员已逝，然而时间是诚实的。七十年过去了，这场浩劫将和纳粹德国集中营并列，督促人类更深刻地理解善恶的根源，以及人心的幽微。对于日军在占领南京时疯狂暴行的心理解析，也将抵达更深的地带。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张纯如的《南京浩劫》日译本终于在日本出版；同年七月中，〈南京〉在南京错过了首轮后终于上映，并在一开始的冷场后逐渐升温，得到了南京人十分热烈的回应，电影院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面。虽然迟了些，这到底让我们对人们的历史感以及历史的公正恢复了一些信心。

“我要以自己的眼睛看见这些灾难，日后我才能以一个证人的身份说话。在这样的残酷面前，人不能保持沉默！”这是拉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现在是二零零八年一月。对于我们生活的时代，对如今在中国发生的罪行，我们将留下甚么见证？沉重的过去和同样沉痛的现在一起压下来，要求我们不惜付出所有，以成为它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