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东南亚的华人则自称是所在国华人;而香港和台湾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究竟,中国人和华人有区别吗?

一九七六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首次访问中国,最后一站是广州。在登上前往香港的火车时,访问了多个中国城市的李光耀下定了决心:开放关于新加坡民众不得访问中国的规定,虽然那个时候距离新加坡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还有十多年。“我意识到要消除国人对伟大‘祖国’心怀浪漫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到中国走一趟,逗留得越久越好。”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立国之后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民众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而不是对共产党中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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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vs.华人
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

新加坡政府成功地建立了当地华人对国家的认同。(Getty Images)

文 ◎ 季达

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东南亚的华人则自称是所在国华人;而香港和台湾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究竟,中国人和华人有区别吗?

一九七六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首次访问中国,最后一站是广州。在登上前往香港的火车时,访问了多个中国城市的李光耀下定了决心:开放关于新加坡民众不得访问中国的规定,虽然那个时候距离新加坡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还有十多年。“我意识到要消除国人对伟大‘祖国’心怀浪漫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到中国走一趟,逗留得越久越好。”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立国之后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民众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而不是对共产党中国的认同。“中国在重振文明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命运和发展,中国人谁也不会怀疑。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延续了四千年不曾间断。我们这些过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寻觅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地重新扎根,欠缺的正是这种自信。”《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的政府成功地建立了当地华人对国家的认同,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而不是中国大陆的华人。

东南亚和欧美不同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数量,一般的估计为六千五百万人。其中台湾两千三百万,香港近八百万,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约两千万,其他主要分布在欧美国家。

在英国当电脑工程师的林先生来自马来西亚,他和太太都是马来西亚第二代的华人,国语和福建话、客家话都很好。“我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移民过来的英国人”,林先生这样总结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他的女儿,从小在英国长大的Linda却认为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有华裔血统的英国人。

“我们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但从小学中文讲华语,亲戚邻居很多华人,但Linda不一样。”林先生解释说,在先进的欧美国家,华人文化上的优越感远不及在东南亚,这是年青一辈困惑的地方。

在欧美国家,老一代的华人仍然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陈先生从广东台山来美国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至今仍然看中文电视读中文报纸,但已经生儿育女的儿女们,虽然仍然可以听懂中文,但用中文完整的沟通已经有困难,而第三代就已经非常美国化了。

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华人的身份认同区别,和所在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关系。在东南亚华人经济和社区功能十分发达,而在欧美,华人相对分散,必须非常本地化才能挤入主流社会。

华人?中国人?

英国BBC电视台曾经播放一个有关福建非法移民的节目。节目中介绍说,香港和邻近的广东省居民十分富裕,但北方的福建却很贫穷,受过的教育有限,他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中国人。显然,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身份有很多困惑。

实际上,海外中国血统的人士,对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也同样困惑。比如在美国,华人有来自中国大陆,有来自台湾,有来自香港,有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有原先国籍仍然是中国,到美国才入籍的越南、柬埔寨华人,也有早已在东南亚国家入籍之后才移民的华人。

不同类型的华人之间往来不多,有自己的社区和社交圈子,有自己共同的语言和近代历史。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即使入籍也是如此),而东南亚的华人则称自己是所在国华人,而香港和台湾的华人,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通常称自己为香港华人和台湾华人,但也有人坚持自己是香港中国人和台湾中国人。


海外华人来自不同地区,有自己的社区和社交圈子,有自己共同的语言和近代历史。(Getty Images)

中国人和华人有区别吗?

“华人的称呼,主要是东南亚、台湾和香港的移民用来区分自己和中国大陆人的,”旅居法国巴黎的学者蔡崇国分析说,“其实中间也并没有太明确的定义,因为在英文和法文中没有这样的分别,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中国人’这个说法有更多的对中国大陆的认同。”

坚持不加入外国籍的华人

中国人移居海外在明末便已经开始了。大量福建广东的没有土地的中国人,由于生存竞争严酷而移居海外,主要以东南亚各国为主。清王朝一度斥之为天朝弃民,鄙夷之情溢于言表。而海外华人因为较早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又对满清异族的不满,因此成为孙文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

虽然受到母国和所在国的各种歧视,但当年的海外华人往往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文化,并且通常选择不加入所在国籍,或者是不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对海外华人颇为照顾,并承认他们的双重国籍身份。然而自中共建政之后,出于对共产党的恐惧,东南亚各国采取不承认双重国家的政策,当年许多华侨因此宁愿选择回归中国。同样,中共政权也不承认双重国籍,这里有对海外华人不信任的原因,也有外交上讨好各国的原因。

如今,拥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已经很少。由于生计所迫,绝大部份华人选择归化外国籍。

但也有坚持不加入外国籍的中国人。

旅居在瑞典的茉莉,是在海外活跃的异议作家,一九八九年之后在湖南的监狱中度过两年时间,一九九二年之后离开中国。“因为身份决定了发言的份量”,茉莉认为,“虽然加入瑞典籍仍然可以写文章批评中国,但我认为保留中国的国籍,对中共进行批判更有力度,更有说服力。”

不久前刚刚被释放返回美国的杨建利,和目前仍在中国监狱中服刑的王炳章,也都选择不加入美国国籍。这种坚持以中国国籍身份对中国制度进行批判和(希望)改造的态度,在海外的异议人士中并不少见。


海外民运活动人士杨建利及王炳章等人,坚持以中国国籍身份对中国制度进行批判。图为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杨建利在返美后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奥运自由衫跑步活动。(新纪元)

黑人谭先生的故事

记者在英国曾经见过一位黑人的谭先生。这位谭先生并不是长得黑,而是根本就是一个黑人。他得知记者来自中国之后,对我自称他也是中国人,见我不信的样子,便拿出他的证件指给我看,他确实是姓:Tan。

他告诉我说,他的爷爷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广东农村去牙买加当了甘蔗农场的工人,后来自己开了商店,娶了一位黑人妻子。谭先生的父亲是最小的男孩,也娶了黑人为妻,因此我见到的谭先生,完全就是一个黑人的模样了。

谭先生说,爷爷坚持在家中说中文(估计是粤语),所以他的伯父和姑姑们都可以说一些中国话,但他父亲却只能懂而不会说了,谭先生对此十分遗憾。他说,爷爷后来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但家中仍然有祖先牌位,伯父和姑姑都仍然按时上香。

这让我十分好奇和吃惊,但最让我吃惊的是,这位完全不会中文的黑人谭先生后来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读了多本中国历史书籍,当然是英文书。他总结说自己最不喜欢日本人,原因是“中国强大几千年从来没有入侵日本,但日本一强大马上就侵略中国。”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自称是中年“愤青”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泉,他大为兴奋,认为这证明了吾道不孤,不但有为数众多的中老年“愤青”,也有海外的黑白“愤青”呢。

认同的是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中最令人疑惑内容之一,就是“忠”和“仁”的关系。忠孝仁义,是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忠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君代表政权,作为人伦世界中“忠”的第一排序。然而孟子说:“王有过,谏之,再谏不从则去。”而且,中国人并不认同万世一统的政权,“为君不仁,征伐可也”,所以中国人同样认同汤武革命。即使是孔老夫子,也想过要“东渡九夷”移民朝鲜。

现代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政权的认同,经历了极为极端的周折。中日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人同仇敌忾,集资抗日,热血冷骨,显示了对当时国民政府政权的高度认同。

共产党建政之后,华人大部份仍然持有相同的态度。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主要组成人员多为华人,民众间因韩战中共对抗全球第一强权美国而感自豪。然而中共对“海外关系”的整肃,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却硬生生改变了东南亚华人的态度。

在中国经历了中共彻底改造之后,如今中华传统文化更多地体现在海外华人聚落。所谓“礼失求诸野”,实为当今一大写照。因此可见,海外华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更多的是中国承传了千年的文化,而不是政权。

中国文化是重要精神资源

已经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把中国文化归结成为“道德和艺术”,以和西方的“宗教和科学”进行对比。他认为道德和艺术,正是一种向内的文化,因此中国人不以外面的指标作为人生的标准,儒家重道德,而道家是艺术。这和我们通常的浅表认识大为不同,究竟《道德经》是老子著述的。

钱先生认为,中国道德的中心是“人伦”,修身齐家治国,从人伦而天下,由内逐渐而外;而道家的艺术,不反映在可以由人评论鉴赏和可以出售的外部世界,而反映在心境上。恰如庄子所说“官知止而神欲行”,停止了外部的认知和追求,才能发展人类内在的神性。

钱穆认为,中国的改造必然由传统的中国人伦文化而起步,这正如要登山必从脚下第一步开始。别人的路再好,我辈也只能从脚下这里开始。他认为中国的士文化有十分先进和优秀的成分,去粗取精分清良莠,将有大成就。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不良成分,也有很多落后的内容,但精华仍在,经过数千年的锻炼,改造之后完全可以和现代社会配合而成长。

而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等于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决定了中华民族巨大的生命之力。尤其在当今世界物质化外求的潮流下,更显得异常可贵。

中国需要借鉴海外华人经验

华人在东南亚的成功,除了忍耐、变通和更为刻苦耐劳之外,乡党、宗族、行会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非政府组织”都是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运作的。

一九八八年李光耀在北京和赵紫阳见面,赵紫阳当面问李光耀对《河殇》的看法,李的观点是,《河殇》太悲观了。他认为日本和四小龙的实践证明,家庭、宗族和国家认同,社群利益优先,以及忠孝仁义的儒家价值观在现代经济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儒家价值观,在现代经济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完全可以很好地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最佳范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但真正追究到文化优势的却很少。十多年前,“亚洲价值观”被提出,受到了许多人的批判,当然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事实上,这个“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儒家价值观。否则很难解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儒家文化传统更深的地区和国家发展速度更快的事实。

李光耀的观点值得重视。关键在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需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融洽。儒家的“人伦”道德,容易导致政府官员家族和宗族腐败,因此现代西方的人权、法制和民主等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平衡机制。而中国的真正复兴,必然需要借鉴中国大陆之外华人在这两方面平衡整合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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