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留意两位身穿平民服装但戴钢盔和穿防弹背心的人员，很可能在协助本单位人员撤离，然后将投入“平暴”工作。（大纪元）

三月十四日在西藏拉萨发生的冲突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西藏以及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然而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的中国人社区当中，关注的焦点却集中在藏人对待汉族居民的暴力方面。许多海外媒体的报导中，西方游客目睹藏族居民围殴当地汉人，烧毁汽车及商店，再加上中国的官方媒体大量公布三月十四日拉萨街头暴力事件的图像和影像，使得某种情绪正迅速在部份汉藏民众心中蔓延。

这种情绪中国人并不陌生，它叫做：仇恨！

如果承认拉萨确实发生了“打砸抢烧”骚乱的话，那是先有镇压而后有骚乱，是镇压导致了骚乱，而不是骚乱导致了镇压。图为中共当局派出的防暴警察沿街看守。（Getty Images）

暴力镇压导致冲突升级

我们必须首先对最近拉萨发生的事件作一次简单的回顾，以使整个事情的发展更为清晰。

整个事件最初发生在三月十日，九名喇嘛和两名尼姑，在拉萨市中心八廓街进行抗议。根据拉萨传出的消息，他们提出的抗议有三个内容：一，落实宗教自由政策；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三，停止对西藏文化实行灭绝的政策。

这十一个佛教僧侣在短暂的抗议之后被拘捕。而大约三百名估计原本计画参与抗议的来自哲蚌寺的喇嘛被武装警察阻拦在距离市中心五公里的近郊，大约五十名喇嘛被拘捕，其余人被赶回哲蚌寺。

当天晚上，西藏自治区政府发出通知，称这个抗议事件为“境外策划的分裂主义活动”。从三月十一日开始，包括西藏拉萨三大寺院的高层人员前往自治区政府，希望能够和政府部门对话。他们认为，僧侣们提出的三点要求，都是在中国法律范围之内的内容，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些自由表达没有犯法，因此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喇嘛和尼姑。从十一日到十三日，西藏公安厅和武警总队派出大量武装警员，围困三大寺院阻拦僧侣离开，并逮捕了更多拉萨和西藏其他地区前往拉萨的普通喇嘛和尼姑。

十四日，一些僧侣和民众聚集在八廓街，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抗议，要求当局和民众对话。他们所要求的条款除了以上三条之外，还有释放被捕的喇嘛尼姑。当天，约三百名防暴警察在八廓街附近施放催泪弹并鸣枪示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有示威藏人死亡。

随后，三百名防暴警察迅速撤离，而被激怒的藏人开始把抗议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市中心区域。在此过程当中，发生了商铺被烧以及汉人被殴打的事件。

很明显，如果承认拉萨确实发生了“打砸抢烧”骚乱的话，那是先有镇压而后有骚乱，是镇压导致了骚乱，而不是骚乱导致了镇压。这和一九八九年发生在北京街头的事情如出一辙。

特务分队急调300人扮成市民和僧侣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任务。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图为拉萨的一家被毁坏的商店。（Getty Images）

警惕中共安排的阴谋

中共在西藏和在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样，政府和国有机构实行半军事化的制度。这些机构设有紧急状态应对方案。一位曾在西藏工作多年的中国人透露，一旦启动紧急状态，人员的撤离和武装上岗，车辆满油待命，一切立即进入状态。从大纪元特约记者韩欣辛发自拉萨的图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类“非军事的武装人员”在行动。

中国政府的这种“战争”措施，是拉萨汉人遭到殴打的原因之一。因为大部份国家工作机关的汉人，尤其是年轻男性，大部份都是这个动员体制下的一员。

另外，更值得人们警惕的是，发生在拉萨街头的暴力活动，有可能隐藏着中共长期预设安排的阴谋。

“特务分队急调三百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五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任务。烧毁大召寺东北方向的经塔。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对其他设施进行攻击。在完成以上任务后，所有行动人员全部撤至雪城旅馆，并清点人数，此项任务属绝密，任何执行人员均不得将此任务外漏，违者严惩。”

这段摘自中国记者唐达献《刺刀直指拉萨－－一九八九年西藏纪实》文章中的文字，来自一九八九年武警部队的拉萨平暴行动文件，其清楚明白地表明了“特务分队”所从事的任务。十九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怀疑同样的事情已经再次发生。

每个人都是暴力仇恨的受害者

大众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同质性极高的群体聚集过程中，人群极容易受到某些刺激的影响，以及某些个别人的带头而采取极端行动。有关大众心理学的研究本文不赘述，总而言之必须有两个因素：一是共同体验，二是个别人的带头行动。

对于藏族居民来说，这种共同体验已经长达近五十年时间。藏人从汉人的歧视和镇压过程中，甚至从汉人的赦免和“帮助”的过程中，无不经历着“自我贬损”的群体体验。这是一个痛苦而又无奈的体验。中国人虽然经历了二战之后重新的独立和亢奋，仍然无法摆脱因为近百年的类似群体体验而导致的人格不平衡。在这种绝望的感受之下，仇恨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宣泄口。

我们无意为某些藏人采取了暴力仇视的行动寻找合理解释。但作为中国人来说，面对这样的仇视，汉人似乎更应该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而不是用另一种仇恨来应付。对强势者的强硬，我们可称为“精神不屈”；但对于弱势者的强势，我们只能称之为“恃强凌弱”。关于这种卑劣的人格，鲁迅早有精彩的描述。

从北京大学网络论坛上传出的“杀”声，足以让这个民族蒙羞百年。

相对于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弱势民族，十三亿的汉族太强大了，这种无法相提并论的力量比较，如果仍然没有给予汉人自我反省的空间，那么这个民族就过于脆弱了。仇恨不能解除仇恨，只能毒害民族精神。

西藏问题的历史根源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汉藏之间的纠纷，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在唐代吐蕃消灭青海的吐谷浑汉国，藏汉两族便开始直接在西北境发生接触。

而近几十年来的相关争论，从历史地位上，从法律理论上，各方都可以找到众多的证明和依据。藏人认为西藏从来是独立国家，汉人认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

就目前而言，西藏也有西藏和藏区的分别。前者只有二百万人口、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后者却有超过六百万人及接近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事实上自元代之后，西藏并无统一的中央政府统治藏区，或者说是西藏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前后藏以外的地区。明末清初，由四世和五世达赖喇嘛，以及四世班禅喇嘛共同合作，由信奉格鲁派佛教的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军事集团协助，建立了格鲁派西藏政权，实际管辖地域大约在色季拉山以西和昆仑山以南的前后藏地区。这个政权实行“三权分立”政策，宗教和地方行政由格鲁派建立的政权负责，军事上先有硕特部，后来则由清军负责，而外交及国防，后期完全由清政府负责。

其他的藏区各有不同的情形，但陆续大约在康熙和雍正朝被清政府征服，并设立青海和西康各省。中共建政之后，分割西康省分别归入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州）。清代中后期汉族人口爆炸，开始向邻近的藏区，比如甘孜、青海东部、甘南等地移民，可见现在许多地区汉人数量超越了藏人，并不完全由中共汉化政策所导致。

我们想说明的，是西藏问题错综复杂而难以简而言之。在这个广大的区域中，除了汉藏两个民族之外，还有其他大约十三个少数民族杂处而居，历史上大部份时期和平相处。如果真的发生王力雄先生所说的“民族战争”，仇恨之下的这些区域将成人间地狱，并可能蔓延到其他地区。

两个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遵循两个原则：

一，自愿以及自决的原则

在尊重现实状况的前提下，实现当地住民自决。需要说明的是，住民自决并不单单是藏民自决。这符合当今世界最文明的政治解决模式。

笔者有很多藏族朋友，也有很多居住在包括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汉族朋友。一些在四川和青海的汉族人，居住在当地的历史已经超过一百年。比如四川甘孜州的巴塘地区，汉藏双方通婚杂居，所生子女虽然跟随父族，但通常被当地人幽默为“团结族”。

哪些人可有自决权，如何保护这些地区少数族群族裔的权益，将影响到西藏是否能够成为和平区域的重要因素。

二，和平以及和解的原则

不采用武力和暴力逼迫，以和解的态度进行妥协。

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这些原则难以实施。所以，对于汉藏两族追求自由的人们来说，必须首先谋求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人民自决的民主，以及共同认定的法制基础，这些都必须在摆脱中共统治才有可能。

即便是中国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同样需要经过汉藏两个民族在上述的原则下进行妥协，否则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将极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