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上）

文 ◎ 林木

此說之濫觴，大概連現代中國考據魁首的北大老校長胡適先生也探究不出來了。說者在我的「帽子」上綴以「幸福」的花環，未免幽默得太殘忍了。也許吧，他們是觀察表象得出的結論：戴帽後仍讓我隨班讀書，畢業時竟分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帽兄中免予處份並留校察看者雖寥若晨星，畢竟還若明若暗似有似無地散隱在燕園中；而那個物理所，即使沒戴帽的物理系畢業生，也是第一嚮往的處所吧。一九五九年物理所搬到中關村新址後，雖仍是科學院第一大所，全所連我在內卻只留剩四個右派，其中一位終身未嫁的助理研究員，文革伊始就自殺身亡了；另二位從事的是服務性工作，卻讓我做了科研。他們拿的是生活費，發給我的是高出一倍、相同於其他新入所研究實習員的工資。

「幸福」何以頻頻降臨我身？我也不明白。反正我沒有向耶和華祈求過保佑。上述物理所另二個右派中有一位卻從小就是虔誠的教友，即使在泰山壓頂時也從未中斷過每餐之前的感恩，只是旁人難以覺察。他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學，善良、樸訥，時時處處謹言慎行，一向語不涉政治，僅僅因為信教就被打入了另冊。聖父聖子聖靈沒有護佑得了如此堅貞的子民，上帝也被狂暴的反右逼退了。

因為我「出身好」？父母不識字，原租種本家祠堂的田畝，孩子多了（我是老五）難以為繼，就去了縣城打工。對這種引車賣漿者流的家庭出身，我既未炫耀過也沒自卑過。正如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言，父母他們沒甚麼文娛活動就以上床生孩子為樂，這出身哪能由得了我！即便如此，就出身說，我們同學中也有烈士子女被打成了右派，比我高貴多了。另一方面，反右積極份子中倒不乏來自剝削階級家庭者。顯然「出身」這一條不成立。因為我是學生幹部？入學時是團支書，後為總支書記。那時沒有班主任或輔導員，黨員都是「調幹生」學習困難，還得分派成績好的同學幫助他們，因此，所有工作都落到了團幹部身上，記得例如像每個同學宿於哪張床鋪之類的事也是叫我劃定的。北大物理系的功課很重，工作，對我的學習曾小有影響，但我從未有過抱怨的念頭，像我這樣的家庭經濟情況，能上大學是很感激的，當然應該多做些社會工作。事實是給我戴帽前，我們級的黨支部書記已被劃成了右派，「官職」總比我大吧，可見最大的學生官也不握有免死牌。因為我「罪行小」？我沒有寫過大字報，旁聽大辯論時沒有發過言，沒有參加過「百花學社」等鬆散的學生群眾組織。不過我購買過北大學生自辦的《廣場》雜誌，後來這被說成是從經濟上、進而推論為在行動上支持右派份子向黨進攻。其實，那時我對一些右派的話語除深受震撼並在內心有些讚賞外，至少在形式上不大習慣，至於物理系劉奇弟的揚白幡以招魂肅反受害者及其他一些右派的做法，當時的我認為太過火了。

最終是，我也難逃噩運。大概是因為我接受了伏爾泰的理念吧：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將維護你說話的自由。當時我還不知道伏爾泰這位法國思想家的名字，然而雖歷經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還沒有被徹底撲滅的北大傳統或說「北大精神」已春雨細無聲地沁潤了我的心田。例如，我作為成員之一在年級反右三人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班級三人小組的成員時，提出應由一名左派、一名中派、一名右派組成。毛主席說毒草只有讓它放出來，才能鋤除，既教育本人也教育大家。基層領導小組中有了右派代表，更有利於在群眾中引起爭論、放出毒草。你左派手裏有真理，你怕甚麼，真理越辯越明，辯論過程不就是對包括本人在內的全班同學的絕好教育過程。我也去看望過外校已戴帽的中學同學，他們也是人，暴風雪中尤盼故鄉送炭人，從生活上關心也有利於他們的改造。這也是照毛主席的說話行事，毛主席講他也有幾個右派朋友的！諸如此類。後來算總帳時，我被指責成為右派爭領導權，是右派份子的代言人，和右派感情相通，站到了右派立場上，云云，於是把我也劃成了右派。我很慚愧，當年沒有起到一個右派份子的作用：大聲疾呼，宣戰「三害」（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根由是我的「階級局限性」？此前的經歷決定了我不可能轉變得那麼快。

壓斷駱駝脊樑的最後一根稻草據說是所謂的「探索集團」。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北大校園裏有如火山爆發般噴湧出了遍野大字報。右派們雖自認為真理在握，但一開始他們就陷於左派的汪洋大海。一些動機各異的人習慣成自然地站在黨的一邊，或強扭「辯論」、或斥責、或漫罵、或批鬥、或推擠，左派們慣於仗勢壓人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這也在感情上逐漸地把我推向了右派。如此亂哄哄地一個多月後，人們疲倦了，運動歸於低潮。數學系三年級（四年級已畢業走人，一、二年級的按慣例要看看高班動靜）的一些團幹部此時仍念念不忘幫助黨除「三害」，就來拉物理系的團幹部，討論如何排除左右二方的干擾，使運動走上「正規」。我也去參加了一次，在文史樓底層的一個教室裏，課早就停了，天氣又熱，有的騎在椅背上，有的坐在課桌上，或穿汗衫或光膀子反正都是男生，你講一通我說一氣，嘈嘈雜雜收了場。數學系的說要就討論內容出一張大字報，我表示反對。倒不是本意上我和他們分歧太大，只是認為自己是個總支書，總得講點「組織性」，剛才討論時我的發言就最左，而且沒有議論出一個統一意見。後來他們還是沒通知我就出了大字報，並有位要好同學衝到我宿舍房間裏大罵我是膽小鬼，我甚麼時候當過膽小鬼！叫他打著手電筒照著我去補簽了個名，那上面寫些甚麼我都沒有看。其後幾天，上述數學系學生在櫥窗裏貼出了一批小字報，總的題頭叫「探索」。於是，劃我右派時就硬說我是「探索集團」的成員。說凡是「探索」者一概劃右派。其實也不然，至少和我同房間就有一同學也去參加了文史樓的「侃大山」，雖然我的發言最左，但那位同學卻沒有戴帽。

還有件事可以一說。當運動發展到開始給人戴右派帽子時，他們不來找我了。於是我明白我被撤職了。對那點「官」職倒無所謂，但是被組織上誤解，當時的我很為傷心。因此，主動上交了日記本，請組織上審視。一個人的日記是內心深處的獨白，最能看出此人的思想實質。它不像〈雷鋒日記〉那樣寫出來是登在報紙上讓大家去看的。很快那本日記被退了回來，大概他們對我不感興趣吧。可鄙的是，到一九五八年二月我的日記本竟「失蹤」了，戴完我帽子後它又被暗中塞了回來，至今沒有任何人向我解釋過這件事。既然物理系的太上皇（工作組組長）已欽定我為右派，鼠竊狗盜之輩於是就主要從我的日記本上拼湊出了材料（二零零七年一位入籍美國的當年同班同學說那時所發批我之材料上註明抄自我的日記——補記）。

一九五八年一月底，北大剛經歷過「反右補課」，於是召開了慶祝勝利的反右總結大會。這是自「519」以來從未舉行過的到得最齊的全校師生大會，會議最後由校黨委書記江隆基莊重宣布「反右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並通告明天起開始放寒假。言猶在耳，我卻在其後被「補劃」成了右派。被有計劃地補劃為右派的非我一人，而有一群，例如我們級的黨支書也是其中之一，我不過是最後一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死鬼而已。再次的言而無信，再次的欺騙群眾。長袖善舞的「陽謀」家們並不把黨委書記代表黨所作的莊嚴承諾放在眼裏。日期是他們劃定的，承諾是他們作出的，法律是他們制訂的，於是他們認為既然一切皆由他們恩施，他們就可以隨時收回。不是有人公然宣稱了嘛，就是要「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北大師生成了釜魚幕燕，唯有任人烹煮。其實，黨委書記、工作組長也只是一線指揮者。

「519」之後，燕園裏就不乏身著楚楚中山裝的陌生中年人前來觀看大字報，有時甚至是在夜深人靜時被簇擁著默默觀看後一言不發地走人。由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來北大給學生傳達了毛主席的「五不怕」指示（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以幫助黨除三害）等等原因，北大是全北京也是全中國最早出現鋪天蓋地大字報的單位，是最早發生大規模群眾性的幫助黨除「三害」、後來則被稱作是「右派進攻最猖狂」的處所，自然就引起了反右領導者們的高度關注。
（待續）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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