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下）

文 ◎ 林木

「反面教員」的動輒得咎、受盡凌辱，箇中滋味豈常人能理解。雖然我只戴帽二年半，但其後的「摘帽右派」使我也還是個陷於滅頂之災的賤民，長期的鈍刀子宰割對性情中人仍然慘烈。著名詩篇《遊子吟》作者、唐時做過溧陽縣尉的孟郊在另一首詩作中說「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他只是未考取進士（後仍被錄取），我們卻是爭當平民而不可得。大觀園中錦衣玉食的林黛玉尚且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何況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摘帽右派。真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更要命的是我在各方面的不肯低頭，科學院雖然比北大寬鬆，我的日子也一點不好過。

終於降臨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過了。由路線覺悟高的新寵們奪得各級權力並稍事休整後，便磨刀霍霍向眾生、幹起「清理階級隊伍」來了。一九六八年仲春時節，我們研究室自殺身亡了一位「走資派」——黨支書，其典型的「罪行」是，文革前他作為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團長訪問歐洲時，在英國買過一段自行車用氣門芯，於是就狠批他的洋奴思想、賣國主義，連氣門芯也要用洋貨！此人早就被樹為又紅又專的典型，一向是滿嘴巴的馬列主義，現在哪經得起如此委屈，於是從實驗室拿了劇毒的氰化鉀跑到香山上吊「雙保險」自殺死了。雖然此人待我說不上友好，我仍要講，買根氣門芯算甚麼大不了的事，而且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零花錢，沒貪污一分出差費，你管得著嗎？這位大不了我十歲的中年人，業務水平也確很高，加上其政治條件，如果不死一定會是第一批院士，國家如此糟蹋人才，實在可惜。室裏剛死了一位「走資派」，又在批判一位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這位先生畢業於著名的中央大學物理系，跪在房間中央由「小將」們左右開弓抽著耳光，就像京劇「三娘教子」那樣被當眾耍著猴。

前面已經批鬥了二個類型的代表，接著該輪到第三個代表——我這個「老右派」了。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經不起進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豈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導。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我只能選擇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定之後即寫出了離婚申請書，交待了後事——給諸位添麻煩了，不必留骨灰，此時心情倒格外平靜了。當時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滿布暴戾殺戮之氣，防範也十分嚴密，我必須隱蔽些以免畫虎不成反類犬，招致提前批鬥。夜深人靜時我把棉被理為長條狀擋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發現，先用剃鬚刀片（孰料斷裂了）後用剪刀，在以死抗爭的心態下竟一點也不痛。開始時有如聽到埋在牆壁裏的自來水管中潺潺的流水聲，後來就糊塗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掙扎吧，把腳頭的棉被蹬下了地，僥倖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廁，發現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醫院。事後他們說我的右側頸總動脈已斷裂半釐米、還只剩一邊連著點皮，估計是我的頭無力下垂後，斷裂處又被蓋住了，才沒有流光血液，不過到醫院時已測不出血壓，真是又一層的僥倖。

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髮妻竟然命喪黃泉。伯仁雖非我殺，伯仁由我而亡。當年她違背了父母意願，不顧已在上海任工程師的表哥的熱烈追求，毅然和我這個身無分文的摘帽右派結合，溫柔細膩了我粗糲的人生，雖然我們相聚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不足二月，這情意也彌足珍貴。新婚之夜我們曾戲言「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讖語成真！妻參加了當地一個受空軍支持的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武鬥後受陸軍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權，她所在的那個中學就批鬥起了這位年青的女教師，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憑鮮血淋漓仍高昂著頭顱，這個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爾。掌權者這樣對待她，是否也和嫁了個「老右派」有關？給妻致命一擊的是物理所外調人員「出事了」的那句話：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劃清界限，爭取立功贖罪，揭發他的一切反動言行！當晚，她就跳井自盡追我而去了。其時，我卻還在鬼門關上轉悠，沒有脫離險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醫院的同時，立即派了組裏二位要員去外調吾妻。他們從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甚麼足以置我於死地的東西，就想從我妻子那裏撈點稻草。出醫院後我被直接送進了「勞改隊」，受到了嚴密看押，而且他們對我隱瞞了妻的死訊。勞改隊解散時，我的老媽媽趕去北京繼續守護著我。至今，我掙扎著又苟活了近四十年，連小外甥女也有了，對前妻卻如蘇軾言「不思量，自難忘。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呵。如此殤逝，怎生忘懷！

右派改正時，我向北大人員申明，我不要蓋有陸平圖章的畢業文憑。雖然我在北大連續讀到畢業，畢業時成績還不差，否則科學院怎麼會要我。因為，我在北大唸書時，陸平只篡奪到黨委書記之職，還沒有爬上校長寶座，校長仍是我入學時的老校長馬寅初。他們說北大早就沒了馬老的圖章，到哪裏去辦這張畢業文憑？那我就不要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陸平是又一個楊述式的人物，早已拋棄了參加「一二九」運動時的理念，背離了北大傳統，這種人的名字若出現在我的畢業文憑上，有辱我的清名。後來，他們竟然翻箱倒櫃找到了當年已辦好的我的畢業文憑（謝謝這些工作人員，給你們添麻煩了），上面蓋的正是校長馬寅初的篆刻圖章，那時沒發是因為我「政治」不合格。雖然蓋有校長馬寅初和教務長周培源圖章的「北京大學記分冊」上，沒有「政治」這一課目。他們還說，全北大補發了那麼多張右派的畢業文憑，就你一張上的「北京大學校長」是馬寅初（我沒核實過）。真夠特殊的。就這一點說，我倒真正成了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了。

毛澤東去世後三年，黨允許普通百姓調動工作單位後，我要求調離了傷心之地北京，這也是母親的意願，媽總是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呆在北京。我滿以為到一個新地方後，只要自己努力，定能造就一番新的事業，更好地為國效力。孰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首善之區尚且處處受挫，遑論山高皇帝遠的場所。我終於明白，自己頭上還戴著一頂「改正右派」的帽子，雖然誰也不會明說。也許吧，在顯意識的、潛意識的「路線覺悟」高的袞袞諸公看來，戴過帽子的人終究有如孔子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可搾取其一技之長，其餘該予之物悉歸善解我意之徒。在他們眼裏，這些恃才傲物的傢伙，犟頭犟腦，桀驁不馴，怎會任我頤指氣使，哪能用得得心應手，耿介狂狷之士不可久用，鳥盡弓藏棄之如敝屣。別忙舉出反例，反例總是有的，何況還不知道對他們是否真的完全放心。對此，楊述等人倒是可以作為一個腳註，雖然不那麼全面，用數學語言說是滿足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那些戴帽前並非頭面人物、改正後也沒有機會被首長發現的普通右派，沉於底層，地方官員抓政治可比北京上緊得多，會是甚麼境況？不過就我來說，是否有點過頭？不肯妥協，寧折勿彎，常在不經意間就得罪了人，特別是那些被領導欣賞的卑劣小人。這些「路線覺悟」高的新貴陸續接任了我的領導，他們連政治遮羞布也不要了，在赤裸裸地追逐著個人私利，而且還戴著業務專家的桂冠，更是容我不得了。在北大時聽紅學家分析林黛玉，說她的心是玻璃做的，透明但經不得摔打。戴帽伊始直至今日，我的環境適應能力很差了，越來越差。真個是，茅廁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中毒太深」了？皆緣於我的「路線覺悟」太低了吧，雖多次經歷過慘烈的政治運動，卻總不接受教訓，因而始終成不了「俊傑」。

我無意代表普通右派，我只是他們中的一個。我說的就是這一個。寫這些東西是十分沉重的，我心痛苦，撕開痂皮，依然是鮮血迸流。但是，就愛國主義來說，我堅信自己過去、現在和將來，決不會比肉食者們淡薄！往昔曾轟響過一個聲音，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過去是忘不得的，我的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不是麼，今天，也還是需要唱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歌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上述就是我這個被稱為北大最「幸福」的右派的「幸福」經歷。「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在北大開始戴的這頂帽子好沉重呵。陷我於此種萬劫不復境地的，就我個人的人格因素來說，是否淵源於北大給我的傳統教育？在民主和科學的理念下，樹立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光風霽月之心，坦蕩愛國之志」！處於北大當時那樣環境中那種氛圍下，它們主要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卻更見牢固，已然淪肌浹髓了。雖然那傳統使我在現實生活中吃足了苦頭，但我決不後悔。固一生清貧，然拒絕苟同，且老而彌堅！「來世」是沒有的，否則我仍要讀北大，相信屆時已恢復馬寅初老校長所說的「北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