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大千的关系源自大千先生搬到外双溪摩耶精舍后，开始与故宫的互动频繁而起。

记得当年（一九七八年）因为大千先生要到韩国办画展，故宫书画处（当时我正任职于书画处）从旁协助了部份事项，由于展览成功，大千先生非常开心地邀我们几位参与的同仁到摩耶精舍用餐，在盛情难却之下，就由当时的副院长江兆申带队，一行人就齐赴名闻遐迩的张府家宴。

大千先生当时已经遵医嘱不得再逞口腹之欲，听说是因为糖尿病且已经近八十岁了，所以席间只是一再很殷勤地劝客用菜，热情招呼如同挚交好友，自己却是一箸未沾。由于慕名已久，所以我们一干人等就老实不客气地大快朵颐一番，我个人对当时所吃的张府名菜像葱烧乌参、东坡肉等，时隔三十年仍无法忘怀，仿佛滋味尚存。

家教严格，画作企业经营

大千先生的家教非常严谨，宴客时，张府子弟必站立在席边，随时候传服侍，大千先生则完全是一派传统大家长、指挥若定的作风。听说他对待子女管教甚严，礼仪的要求标准也很高，从大千先生曾在故宫工作的女公子张心声身上，即可明显看得出来严格家教的周到礼节。

大千先生曾有一度想往法国巴黎发展，也积极透过台湾驻法人员协助安排迁徙定居事宜，但当时却不幸发生台湾驻法人员叛国投共事件，大千先生的旅法大计就此胎死腹中，如果当年大千先生成功迁居世界时尚之都的巴黎，或许会改写其发展的历程与结果。

大千先生有别于传统画家的豪情与交游广阔，让他也有了不同于一般画家的特殊经营模式，看他当年毅然决然去敦煌拓荒，一行数十人浩浩荡荡进驻敦煌荒野将近三年时间，就能看出大千先生不凡的组织能力与经营观念。

说大千先生将画作当成企业经营一点都不为过。我个人是相当佩服大千先生超时代的思维，他将画作过程引进类似生产线的观念，由自己主控绝大部份的关键发想与制作过程，其他基本绘制的部份再由弟子服其劳，这样大千先生就不会在画作枝节上花费太多时间与精神，也就能够创作更多、更精采的作品。对照他敦煌之行的组织与成就，所以实在不得不佩服大千先生的手笔跟思维。